第八章天时、地利、人和（11）

编钟到手后，张光裕将其一件件包裹好，乘飞机直接送到上海博物馆，流失的国宝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当14件编钟落居上海博物馆时仍保持出土时的原貌，钟体上的文字绝大部分为厚厚的土锈所掩盖。

经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和科学考古实验室清理剔除之后，铭文全部显露。

这14件编钟明显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类为大钟，第二类为中小型钟，两类钟的纹饰和特有的旋、斡等皆不相同。

由于有以上的差别，而且不了解原有的排列顺序，因而马承源等研究者对铭文产生了种种推测，或以为铭文不全，所缺尚多；或以为铭文并不按钟的大小次序镌刻；也有的认为全铭为一篇铭辞等等。

马承源等研究人员在对各编钟的文字作了反复的研究、释读后，按照文辞的先后排出编钟序列，然后检验各钟的音阶是否和谐。

检验结果发现：第一组8件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具有两列八度音。

第二组6件钟，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只是最后缺少相协的尾音。

显然，同第一组相比，第二组缺少最后2件编钟。

在这样一个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马承源想到了山西天马‐‐曲村8号大墓中那残存的2件编钟，经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系，并参看相关的发掘资料，发现残存的2件小编钟，与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编钟第二组大小和铭文完全可以排比联缀起来。

因上海博物馆收藏的14件编钟的文字都是刻凿的，2件小编钟的铭文也是刻凿的，由此可证是同一编之物。

西周青铜钟铭文以利器刻凿，以此为首例。

若将天马‐‐曲村墓地出土的2件编钟连在一起，正好也是8件一组。

后来上海博物馆请音乐专家对2件小钟进行测音试验，发现其音阶与同组的另6件钟相协，这就更加证明两组16件编钟同为天马‐‐曲村8号大墓中出土。

按郑玄注《周礼&iddot;春官&iddot;小胥》载：&ldo;半为堵，全为肆。

&rdo;一肆为两列八度音，是基本单位，二肆十六件为一虞，这是西周晚期的礼仪用器制度，可见天马‐‐曲村8号大墓出土的编钟为一虞之数。

由于马承源、张光裕等人的共同努力，使这批极其珍贵的文物不致失散和流人异域，这批编钟的抢救回归，在创造了文物收藏史上的一个奇迹的同时，也为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西周王年的研究中提供了重要依据。

根据天马‐‐曲村8号大墓出土的材料推断，这座墓的墓主是晋侯苏，而此墓所出编钟的铭文中也有&ldo;晋侯苏&rdo;的记载，故编钟被称为晋侯苏钟。

两组16件编钟共刻铭文355字，这是建国以来出土青铜器中最长的一篇铭文。

自马承源最先将前14件编钟的材料公布并作了详细考释论述之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轰动。

特别是编钟铭文中所记的七个历日和五个纪时词语，在已著录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前所未见，这无疑将使西周月相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

编钟的历日和纪时词语为：惟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生霸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由于晋侯苏钟铭文的珍异和重要性，在引起学术界强烈关注的同时，也对铭文所涉及的许多疑难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