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信手拈来，如众所周知的汉初田横五百壮士，义不投汉，集体自杀以全节义;项羽的八千子弟，统统战死乌江;这些都是荦荦大者，尽人皆知的历史故事。

其他有关历代在成败、存亡续绝之际，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有很多。

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长，关系一个民族国家，立国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应该大书而特书的。

例如元朝与清朝的入关，在战役中遇到战死不屈的忠义之臣，或是后来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贞志士，不但不加凌辱，反而恭敬礼遇，虽依法执刑，死后仍善为安葬，示以生荣死祭以表忠贞。

而对那些轻易投降，卖主求荣的，便为他们另外立了&ldo;二臣传&rdo;，以表示有亏节操。

这些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岂可以尽把它列入&ldo;愚忠&rdo;两字而轻轻抹煞。

而且这种节操的养成，与帝王民主的政体关系不大，并不是说在帝王养士的体制之下，才有忠臣义士的作风，在民主体制的时代，就不需要对国家民族有此忠义的节操，那便是大错特错，是自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无知了。

问题不能扯得离题太远，现在再回转来看邹穆公这一段的对话。

邹是战国当时的蕞尔小国，微不足道。

但当他国家有难的时候，守上有责的高级臣僚，死难的如此之多。

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表示邹鲁之邦，确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抵。

尽管主懦国弱，而文化教育的风范，始终未变。

但是邹穆公再进一步要求他国内的全民尽忠，那么问题就太不简单了。

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复，也便是反映出对当时邦君们的一种警告，一番抗议。

这便是我方才说要特别注意的一段。

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历史哲学的重点之一。

历史上的基层政策

讨论到前面中国文化，有关历史哲学这一类问题，我们看到自从孔子著《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的精神以外，历代历朝的历史，也都是继承孔子的学术重点‐‐《春秋》责备贤者，特别是要求君圣臣贤，或明君良相的一贯精神。

对于林林总总遗下编氓的一般国民们，从来没有过于苛求，并非像邹穆公的希望一样，要求基层的国民们，也要层层尽忠，为他们的长上‐‐长官去尽忠尽节。

有人说，我们的&ldo;二十六史&rdo;，只是一部军政统治的总帐簿，比起西方后来的历史学观点，大为逊色。

这个问题的是非好坏，暂且不谈。

现在只讲我们过去的历史记载，特别注重，也特别强调君臣之间‐‐执行仁义政纲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贞和奸佞。

而对于基层地方的吏治问题，几乎都忽略了。

过去虽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与否，但过去历史所提吏治的&ldo;吏&rdo;，大体上是指官而言，并非如现代观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层工作人员。

事实上，依我的研究看来，两千年来的一部中国政治史，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政治体制‐‐礼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说，不论君主或民主，任何一个时代的兴盛与变乱，基本上的问题，都出在吏治‐‐地方行政的基层干部上面。

历代的大小变乱，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于官逼民变，吏虐民反的结果。

过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们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许多高明的论政，如切中时弊的奏议，以及讨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学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

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对中央政府执政者的朝廷而言。

一旦时逢明君，宠加采纳，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台阁，位入中枢，官阶愈来高，隔离民间疾苦，距离民痪也愈远。

试问，又有几人肯请求降调，愿意深入乡村民间，作一个里正、保正芝麻绿豆大的地方基层干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几乎是一个永远矛盾，无法调和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