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了一眼手表，惊叫一声。

“我必须得走了。

非常高兴再见到你们两位。

改天我们在伦敦一起痛快喝一杯，再见。”

他急匆匆地走了，这时一个侍者手托一个浅托盘送来一页便签，上面没有署名。

“这是给您的，先生，”

他对汤米说，“吉尔达·格兰小姐让送的。”

汤米好奇地撕开，信封内页上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字：

我不确定，但是我想您或许能帮帮我。

您将要走那条路去火车站，那么您能在六点十分去一趟摩根大道旁边的白房子吗？

您真诚的，

吉尔达·格兰

汤米对着这页纸点点头，侍者走后，他把这个便签递给了塔彭丝。

“这太奇怪了，”

塔彭丝说，“难道是因为她还认为你是神父吗？”

“不是，”

汤米若有所思地说，“我想应该是因为她最终明白我不是神父。

喂，这是什么？”

汤米口中的“这”

是一个年轻人，一头火红的头发，桀骜不驯的下巴，穿着一身极为破旧的衣服。

他已走进房间，向他们走来，嘴里自言自语。

“活见鬼了！”

这个红发男人用力大声地喊道，“我说的正是——活见鬼！”

他扑通一下坐在这对年轻夫妇旁边的椅子上，十分不高兴地盯着他们。

“所有女人都该见鬼去，这就是我要说的，”

这个年轻人说，狠狠地看着塔彭丝，“哦！

只要不高兴就把我踢到街上。

把我赶出酒店，这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出我们的想法？我们为什么要抑制自己的情感，我们为什么非得傻笑，说着和别人一样的话？我并不认为这样讨人喜欢，这样就是彬彬有礼。

我觉得这就像是扼住了某人的喉咙，慢慢地让他窒息而死。”

他住了嘴。

“这话是针对某个人？”

塔彭丝问，“还是所有人？”

“某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