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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翁植耘：《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在重庆》，1984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3辑。

眼看&ldo;一&iddot;二八&rdo;快七周年了，许多报刊的编辑都来约稿，写些什么好呢?自到重庆以来，沫若觉得自己的头脑就和这儿的天气一样，每天都笼罩在雾海中，迷迷茫茫，浑浑沌沌。

他与几十个同事一起坐在教室里办公，怎么也排除不了周围的干扰，连别人的呼吸都好象在刺激自己半聋的耳鼓，更不用说其他的杂音了。

他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和迷濛的雾，依稀可见机场上静静停留着的一架架银灰色的飞机;他想象在山那边的绵延的前线，战火中又不知有多少伤员?我们要纪念&ldo;一&iddot;二八&rdo;，最好是当兵‐‐对，这不是诗的题目吗，&ldo;最好是当兵&rdo;!他的思绪终于活跃起来了，赶忙拿起笔来写了几行，可是公文来了，客人来了，秘书也来通知开会了，……

其实沫若所担负的何止是三厅厅长的工作，诸如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其所属电影界抗敌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诗歌工作者抗敌协会、美术工作者抗敌协会等）、全国慰劳总会、中苏文化协会、东方文化协会、重庆市文化界精神总动员协进会等社会团体，他都负有重任。

然而不管怎样忙，他总离不开自己的笔。

四月九日，他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大声疾呼&ldo;提高作家的冒险性，勇敢性，拿起笔杆如同战士扛着枪杆一样地上前线去&rdo;。

也许言犹未尽，十一日他又作《发挥大无畏的精神》一文，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克服怕这怕那的弱点，&ldo;要用自己的血来写，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写，写出这个大时代中的划时代的民族精神&rdo;。

在文化战线上，他自己就是握笔猛打猛冲的战士。

看到了汪精卫连篇累牍地炮制散布失败主义论调的文章，他义愤填膺，立即挥笔如刀，给予迎头痛击，把汉奸卖国贼的花言巧语戳穿了示众，原来所谓&ldo;求和，正无异于向日本投降&rdo;。

四月间，汪逆竟与平沼订立协定，纵容日寇将魔爪伸向西安、南昌等地，并甘愿策动&ldo;倒蒋反共&rdo;战争。

日寇随即向蒋帮施加压力，于五月三日、四日轮番轰炸重庆，致使通衢闹市成火海，千百居民血肉横飞。

未等敌机飞走，三厅人员就组织了救护队和抚慰队，奋不顾身赶往重灾区，或救死扶伤，或排除交通障碍。

其中美工人员则在还冒着青烟、吐着火舌的断垣残壁上刷写标语和壁画，他们写上&ldo;看!是谁炸死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rdo;&ldo;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家园?&rdo;&ldo;只有打走日本强盗，才能过太平日子!&rdo;他们画的是亲眼目睹的种种惨象：母亲被炸死在地上，婴儿还趴在她胸前找奶吃……在这一片火海、血海之中，沫若在逡巡，他但愿能闭上眼睛不要看到这一切，可是又必须把眼前的惨象看得更真切，他要牢牢记住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深仇大恨：

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

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

中见一尸骸，一母与二孩。

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

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

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

他把这首题为《惨目吟》的小诗写好后，悄悄地走到床边，见立群正敞开衣襟在给刚满月的儿子汉英喂奶。

他轻轻吻了一下儿子的小脑勺，然后将新作向妻子朗读了一遍，他的声音是那么沙哑、低沉，她的双眸是那么潮湿、悲愤。

这次大轰炸后，敌机常来骚扰，机关人员不得不紧急疏散，二厅第一至三科全部迁往郊区金刚坡下赖家桥三塘院子和全家院子办公，只留第四科部分人员在城内。

沫若基本上驻城，不过要兼顾城乡两地，为此只好不时往返于两路口和赖家桥，平日则由杜国庠代他坐镇乡间，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这是由中共南方局决定的，为的是让沫若能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创作和社会活动。

此时周恩来虽然不在重庆，但他每次从外地回来，都尽快与沫若见面并商讨工作。

在恩来离渝期间，沫若有事则去南方局向董必武、王若飞等人请示汇报。

三厅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连他们编写的宣传品，都必须先送到部长办公厅审查，往往不是通不过，就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即使通过了，也迟迟不给付排、印刷，或拼命压低印数;印好后又故意拖延不发行，全都堆在仓库里让耗子咬。

沫若每每为这类事大发其火，乃至拍桌大骂。

有时他给陈诚、张厉生、贺衷寒等人挂电话质问，有时亲自出马向有关部门交涉，有时还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告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