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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涛集&iddot;离沪之前》

乘着养病的间歇，沫若努力著述的同时，还购读了诸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党关于宗教的态度》、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德哈林的《康德的辩证法》、哥列夫的《无产阶级的哲学》、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力》、高尔基的《夜店》、芭蕉的《七部集》、国木田独步的《号外》、《春之鸟》、《穷死》等政治、哲学和文学名著，一面充实和丰富现在的自我，一面检讨和总结以往的道路。

当安娜去内山书店帮他买《资本论》时，内山完造带着惊异的眼光对她说：&ldo;很难懂，文学家何必搞这个!&rdo;的确，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郭沫若依然是文学家。

不过，也有人把他认作革命家的。

当时邓演达在香港与谭平山、章伯钧（1895‐1969）等人发起组织了第三党，即中华革命党。

他们把上海作为该党中央所在地，特派章伯钧游说郭沫若，邀其加入该党，并请代为起草一篇宣言，沫若均谢绝。

二月三日，有人送来邓演达所做的政治宣言，意欲托沫若付印，沫若看了一遍即交还。

邓演达、谭平山等人虽与他是老朋友，但他对他们的思想现状十分不满：怎么可以认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都已经失去了领导的作用和可能性呢?难道只有他们的中华革命党才能担负起这一伟大使命吗?真是无稽之谈!他们绝不能动摇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前不久他在小说《一只手》中早已表明，工人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然而眼前的白色恐怖更加厉害，风声越来越紧。

二月十九日沫若在日记中写道：&ldo;近来外边检查甚严，又破获了机关三处。

&rdo;为他的安全着想，周恩来又重新考虑了沫若的出走方案。

是仍旧奔赴苏联呢，还是再次横渡日本?有人说赴苏是上策，沫若也觉得去日本如同进监狱;但恩来反复思量后，还是劝他选定日本，因为日本离中国近，在这儿著书立说出刊物，可以很快影响中国的民族文艺，而苏联隔得太远了，要在那里出点刊物影响中国，必定既慢且难。

好，就到日本去吧，沫若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反正路是人走出来的。

行程确定后，朋友们争着为沫若夫妇饯行，最使沫若心儿不宁的是，彭漪兰也在座，多日来的思念之情彼此心照不宣。

日前他曾酝酿以他俩在盐酸寮的那段生活为剧情，表现一个新的主题‐‐革命与家庭，现在女主人公就在面前，可是在这样的场合却有口难言。

她怕使他难堪，他怪她过于拘谨，两人憔悴的脸色反映了一样的忧心。

这扰人的烦恼折磨着安娜，也齿啮着沫若的心……

行色匆匆，刻不容缓。

为躲避敌人耳目，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郭沫若化名吴诚，假借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的身份，独自登上日本邮船&ldo;卢山丸&rdo;，家眷则另乘&ldo;上海丸&rdo;，约定三天后在神户会合。

沫若与来汇山码头送行的内山完造相互拍拍肩膀，彼此交换了眼色，便匆匆走进船舱。

昨晚幸蒙郑伯奇、李一氓通报，说国民党龙华卫戍司令部已侦探得他家的地址，准备今晨将他捉拿归案，多亏内山完造相助，介绍他与成仿吾临时在日本人开设的八代旅馆住了一夜，这才得以顺利地上路。

汽笛拉响了，沫若透过玻璃窗环顾江面上的一切，风景依旧而时局全非，不胜白云苍狗之叹。

去吧，苦难的祖国在默默为你送行，可怜的母亲完全体谅你的依恋之情，待到他年云消雾散时，她会伸出双手重新将你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