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野车的车顶灯一直开着。

皮亚内利面色铁青，浑身战栗，记者圈里疯传的恐怖信息令他胆寒。

毕竟，他和我父母也很熟。

至于我，早已超越了疲惫、悲伤和痛苦，彻底麻木了。

“在犯罪现场附近有一把猎枪，但安娜贝尔并没有死于枪击。”

他说。

他已经说不下去了，但我坚持要听到全部事实。

而刚刚离开警局的我，正在向律师陈诉这个事实：在枪托的数次重击下，母亲的面部已血肉模糊。

显而易见，做这件事的肯定不是父亲。

里夏尔之所以去了那个地方，是因为我给了他地址，他到达时，安娜贝尔已经死了。

他靠在岩石上泪流不止，而他唯一犯的错，就是一边看着妻子的尸体，一边抽泣着说：“是我干的！”

我向律师解释说，很明显，父亲的这句话是在表达未能避免这场悲剧的懊悔之情，而不是在认罪，所以不能当真。

律师认可了我的说法，告诉我他一定会帮助我们。

当我挂断电话时，雨还是那么大。

戴高乐广场的公交候车亭空无一人，我躲在亭子下，往太子港和巴黎打了两通沉痛的电话，把母亲去世的消息通报给哥哥和姐姐。

热罗姆还是那个热罗姆，不管内心受到多大的打击，依旧表现得波澜不惊。

和姐姐的对话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本以为她在巴黎十九区的家里睡觉，不想她正和男朋友在斯德哥尔摩过周末。

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去年离了婚。

她说她和丈夫分开了，我则跟她讲了家里刚出的大事，但没有谈及具体细节。

她失声痛哭，我和睡在她身边的男人都无法让她平静下来。

接着，我在暴风雨中待了好久，像只幽灵般游荡在广场中央。

广场上全是水，大概是有管道破裂了，水面上漂着沥青。

喷泉在黑夜里亮着灯，喷射出的金色水柱和雨水交织在一起，吐出一阵空灵缥缈的雾气。

我浑身湿透，被细雨包裹着，心如死灰，神经麻木，身体仿佛被掏空了。

蒸腾的雾气模糊了广场的边界、人行道的边缘和路面上的标志，它淹没了我的脚步，同时也淹没了我的全部价值观和方向感。

在这个折磨我多年的故事中，我已全然不知自己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在坠落，坠向无底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