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久保前后的说法有着明显的不一致，而且似乎连声音也不太一样了——

“上次在咖啡厅里——你是不是隐瞒了关于我的事？”

我问。

“关于你的事指的是什么？”

“我是中国人的孩子，身为日本人的母亲收养了我。

大久保先生，你是不是怕我难过，所以隐瞒了这些事？”

“不，我全都照实说了。”

“但我怎么不记得你曾说过这些？”

我战战兢兢地问，“大久保先生，我们那天是不是在黑猫咖啡厅见的面？时间是不是上午十点半？”

“是啊。”

那天上午十点半，我确实是在黑猫咖啡厅内，怎么可能见的不是他？在赴约之前，我还用语音手表及家里的语音时钟确认过时间，绝对不可能出错——

绝对不可能出错？真的是这样吗？虽然街上到处都有时钟，但我的眼睛看不见，只能仰赖语音手表及家里的语音时钟。

只要这两个时钟同时出错，我的时间就会完全乱掉。

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偷偷在时间上动了手脚。

要对大久保的手表动手脚并不容易，但若是对我的手表，就没有那么困难。

我一整天都戴着手表，只有洗澡及睡觉时才会取下，那个人除非潜入我的家里，否则不可能有机会碰触我的手表。

但徐浩然就躲藏在家里，而且他不希望我查出“哥哥”

是真货，刻意加以阻挠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大久保先生，你那天是不是遇上了别人？”

“不，那天跟我谈话的人就是你。

我记得你的脸，绝对不会错。”

跟大久保谈话的那个人，长得跟我一模一样？难道——

仔细想想，我的亲生母亲为什么要把我这个“弟弟”

生下来？关东军夺走中国人的农地，是在我出生好几年前就发生的事情，当我出生时，亲生母亲应该早已体会到生活的艰苦。

既然早知道无法扶养第二个孩子，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

我只想得出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的亲生父母虽然无力扶养两个孩子，但若是只有一个孩子，日子就勉强过得下去，只是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期盼的“一个”

孩子，竟然变成了“两个”

。

同卵双生——

徐浩然并非年纪比我大的哥哥，他的年纪跟我相同。

在这样的假设下，整件事就说得通了。

徐浩然的声音令我感到特别怀念，那是因为他的声音跟我的一模一样，我就像是从他人的口中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我想起了自己婴儿时期的那张照片。

在那张照片里，我的脚踝上绑着绣了乌龟图案的缎带。

在相簿被烧掉之前，女儿曾在看了这张照片后感到相当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