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哥哥”

是中国人吗——？

他会不会是个日本人，一个找不到身份担保人，因而无法返回祖国的遗华日侨？母亲会不会是基于同情，才假装他是自己的儿子？不——这还是说不过去。

就算是日本人，母亲没有理由为一个毫无瓜葛的外人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一旦母亲将这个人认定为自己的儿子，义工团体就不会再花时间去找真正的“村上龙彦”

。

换句话说，一旦将假货认定为儿子，就等于放弃了与真正的儿子重逢的可能性。

我回想起一件事。

当年出发逃难前，母亲曾在家里的柱子上用日文及中文刻下了姓名及老家地址，当时母亲告诉我的理由是“爸爸要是回到家里却找不到我们，一定会很焦急，得让他知道我们已经回日本了”

。

但冷静想一想，母亲何必连一起生活过的老家地址也刻在柱子上？父亲没有理由不知道老家地址，只要刻一句“我们回岩手老家了”

不就行了吗？

还有，为什么母亲要刻中文？在那些我看不懂的中文里，会不会包含了写给某人的讯息——？

到头来，京都旅行时感受到的幸福只是假象，一趟旅行之后，反而让我产生了新的谜团与怀疑。

乍看之下以为是希望的微弱光芒，就这么遭无边无际的黑暗吞噬，宛如一只闯入都市深夜的萤火虫。

到了东京我连家也没回，直接就前往医院。

探望过夏帆后，我告诉由香里：“我求过了，哥哥还是不答应。”

女儿那沮丧得仿佛失去最后一丝希望的声音，令我心如刀割。

真正的哥哥还活着吗？抑或已经死了？我苦苦思索了这个问题好几天。

这天晚上，我正在家里吃着晚餐，忽然门铃响起，我探摸到墙边的对讲机。

“哪一位？”

“你是村上和久先生吧？”

听声音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敝姓巢鸭，东京入境管理局入境警备官。”

东京入境管理局？我心想，多半是为了那个自称正牌村上龙彦的徐浩然而来的吧。

但我与那个人只用手机通过一次电话而已。

“有什么事吗？”

“能进去谈吗？”

我迟疑了数秒，应了声“好”

，在黑暗中沿着墙壁走到玄关，打开了门。

入境警备官似乎有两个人，我说了几句客套话后引着他们入内，在客厅沙发上坐下。

“是关于上次那个‘骗子’的事吗？”

我开门见山地切入正题，是因为不希望让陌生人在家里待太长的时间。

遭人过度窥探隐私的感觉，有点像是戴上了眼罩后被脱光衣服一样，令我不安。

“骗子？”

巢鸭的口气有些诧异。

“大约两星期前，你们的同事才来找过我。”

“这可玄了，在今天之前，我们入管局从不曾与你有过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