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村上龙彦，我也记得一清二楚。

在逃难的时候，他背着沉重的背包，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背包？我一听到这字眼，心里蓦然有个说不上来的疙瘩。

仔细寻找四岁时的记忆，我想起来了——没错，哥哥确实背着一个塞满了食物及衣服的背包，除了睡觉之外，他随时都背在身上。

对了，我又想起来了——那是因为苏联战斗机的机关枪射死了马，令我们无法再用马车载运行李。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景象。

但令我不解的是——

如果哥哥一直背着背包，怎么会被士兵的军刀砍中背部？但他的背确实被砍了一刀，那一幕是我亲眼所见，何况我还见过那伤痕。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的记忆似乎不太对劲——再试着回想，却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头痛，仿佛被人用木槌在脑门上敲了一记。

我按着额头摇了摇脑袋，朝曾根崎问道：“你一直在寻找我哥哥，是因为你认为该对我哥哥的不幸遭遇负责？”

“我——”

曾根崎沉吟了好一会儿。

右边依然不断传来将棋或围棋碰撞棋盘的声音。

“当年的一切，都让我后悔不已。”

曾根崎顿了一下接着说，“在难民收容所里，我跟我的儿子分开了，当时他病得快死了，有个中国人看不下去，叫我把孩子让给他当养子，我只好答应。

半年后，我活着回到了日本，但这期间一直不知道儿子的生死吉凶。

二十多年前，我参加访日调查团举办的认亲活动，竟然真的与儿子重逢了，他的脸上有烧伤的疤痕，那是在逃难的时候被炸伤的痕迹，让我可以肯定他就是我的儿子。

我很想紧紧抱住他，但我强忍着泪水，对周围的人说：‘这个人不是我儿子——’”

“为何你要这么说——？”

“当时我已退休，生活过得很拮据。

我没有能力扛起身份担保人的那些沉重义务，只好选择逃避，我也是迫不得已。

后来虽然有了非亲人也能担任身份担保人的制度，但那时我儿子已经在中国病死了。”

曾根崎说得痛心疾首，仿佛随时会被自己说出来的话语压垮。

我仿佛看见了一棵因无人照顾而逐渐枯萎的孤独老树。

“我寻找村上龙彦的理由——”

曾根崎用鼻子吁了一口气，痛苦地说，“抱歉，我现在还没有说出口的勇气。

我希望有一天能跟他见一面，说上几句话，在我断气之前——”

哥哥与曾根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无从想象。

在我的记忆之中，当初逃难时，我们一家人与其他家族并不常交谈，但毕竟是四岁时的记忆，早已模糊不清。

这个人一定隐瞒了什么。

我心中抱持着强烈的怀疑。

曾根崎话锋一转，用他那沙哑的声音说道：“对了，听说你到处探访当年的开拓团成员？”

“是的，我拜访了一些人。”

“在我寻找村上龙彦的下落时，曾遇到一位女士，据说她跟你们一家人是在同一时期到的东北。”

“真的吗？我想跟她见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