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日本人的是中国人，救日本人的也是中国人，哥哥经常将这样的话挂在嘴边。

但矶村与哥哥不同，对中国人怀恨在心。

矶村继续描述着他的遭遇。

他愤然离家出走，成了流浪儿，后又被送进了孤儿院。

在孤儿院里，有许多中国孩童都是因父母遭日军杀害才成为孤儿。

当时孩童之间流行一种在地上画方格并在里头踢石子的游戏，称为“跳房子”

，但矶村根本无法加入他们的游戏，每天不是跟他们打架就是遭受欺凌。

那些孩子最常骂矶村的两个字眼，是“东洋鬼”

跟“日本鬼子”

。

“过了一阵子，另一对中国夫妇领养了我。

这对夫妇比一开始的养父母好得多，为了利用他们的善心，我一直装个好孩子。

他们供我上高中，毕业后我当上了教师，收入还算不错。”

“——即使如此，你还是想要回国？”

“那当然，就算活在中国，我的心还是日本人。

我满心期待只要能回日本，就不会再有人骂我‘日本鬼子’，从此就能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但是——这个心愿一直无法实现。”

矶村的声音中充满着焚烧的怒火，“当时的岸内阁[3]走的是亲美、亲台湾路线，引起了中国的不满，后来的长崎国旗事件，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日中友好协会在长崎市的百货公司内举办了一场中国商品展示会，有日本青年强行将会场上悬挂的中国国旗扯了下来。

其虽一度遭警察逮捕，但警察事后以“国旗没有损坏，因此不能以器物毁损罪论处”

为由将其释放。

我虽然眼睛失明，却可看出眼前的矶村就像一座盖上了盖子的熔铁炉，乍看之下有如粗犷而冰冷的铁块，其实内部熊熊燃烧着红莲烈焰。

“接下来就进入了‘文革’时期。

我们这些日本遗孤，也背负了祖国的罪名。

在‘文革’期间，我被红卫兵吊了起来，他们说我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剃掉我的头发，最后他们剥夺我的教师身份，将我流放到农村。”

“中日恢复邦交，我记得是——”

“一九七二年九月。”

矶村的语气中带了一丝谴责之意，似乎在怪我竟然没办法立刻说出这种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之年，“那时我分别寄信给日本的厚生省及北京的日本大使馆，请求协助寻找亲人，他们却不当回事，只回应我‘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无计可施，只好亲自到北京碰碰运气。

当时外国人专用的宾馆里，住了许多来到中国的日本义工及记者。

宾馆周围聚集了许多日本遗孤，在那寒风彻骨的天气下，我们只能拉紧衣领，搓着手苦苦等待。

最后有位亲切的日本义工走出来听我们诉苦，又经过一番波折，才促成了遗孤的访日调查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