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你快疯了吗？”

“不是。

上一次我有病，这一次我没病，我没有什么问题——有人在窥视我，这是一个事实，而你不相信我！”

韦斯特医生只是点头，没有说话。

他在病历本上写了几行字。

“我要让你再次服药，”

他说，“作为一种防范措施。

我们不想让你的病情失控，对吧？”

我摇了摇头：“我不要吃药。”

“我明白。

嗯，如果你拒绝服药，就该对会出现什么后果有所认识，这很重要。”

“什么后果？你是不是在吓唬我？”

“这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说的是你丈夫加布里耶尔。

你想过没有，上次你生病的时候，他有过什么样的感受？”

我想到加布里耶尔就在楼下起居室里等着，与那条不断乱叫的狗在一起。

“我不知道，”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问他？”

“难道你想让他全部再经历一次？你想没想过，他能承受的压力是有限度的？”

“你在说什么呀？我将失去加布里耶尔？你是这个意思吗？”

即使只是说说，我也感到很不舒服。

一想到可能失去他，我就觉得受不了。

为了保住他，我任何事情都愿意做——甚至假装自己疯了，即使我知道我没有疯。

我让步了。

我同意对韦斯特医生要“诚实”

，要把我的想法和感觉告诉他，要告诉他我是否真的听见什么声音。

我答应服用他给我开的处方药片，并答应两周后来进行复查。

韦斯特医生看起来很高兴。

他说我们现在可以下楼去见加布里耶尔了。

下楼的时候，他走在我前面，我真想一把把他推下楼梯。

我希望自己真这样做了。

在回家途中，加布里耶尔似乎高兴多了。

他开车时脸上露出微笑，还不时看我一眼：“做得好，我为你感到骄傲。

我们会渡过这一关的，你就放心吧。”

我只是点头，没有说话。

因为这些都是屁话——“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