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档案来看，艾丽西亚最亲近的人是她的姑妈莉迪亚·罗斯——艾丽西亚的母亲因车祸去世后，是姑妈把她一手带大的。

发生车祸时，艾丽西亚也在车里，但是没有死。

这样的创伤肯定对小姑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希望莉迪亚会对我以实相告。

另外要找的知情人只有艾丽西亚的律师马克斯·贝伦森。

马克斯是加布里耶尔·贝伦森的哥哥。

由于这层密切的关系，他对这桩婚姻的观察应当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

至于他会不会以实相告，这是另外一码事。

作为艾丽西亚的心理治疗师，不事先请示就擅自向其家庭成员询问她的有关情况，这种做法至少是有悖传统的。

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迪奥梅德斯是不会同意的。

我决定背着他去做这件事，免得被他否定。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治疗艾丽西亚的过程中，这似乎是我第一次专业上的越轨——为此后事态的发展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我真该悬崖勒马才是。

不过即使是在当时，我也已经欲罢不能了。

就像在希腊悲剧中那样，在许多方面，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我伸手抓起电话，根据艾丽西亚档案中提供的电话号码，拨通了马克斯·贝伦森办公室的电话。

电话铃响了几声之后，那边有人接了电话。

“埃利奥特-巴罗-贝伦森律师事务所。”

接电话的人似乎患了重感冒。

“请贝伦森先生接电话。”

“请问您是哪位？”

“西奥·费伯，格罗夫诊疗所的心理治疗师。

我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和贝伦森先生沟通一下，谈谈他的弟媳。”

电话那头稍事停顿，随即传来回应。

“哦，我知道了。

不过贝伦森先生本周后几天都不在办公室。

他现在在爱丁堡见一位客户。

请把您的电话留一下，他回来后我让他跟您联系。”

我报了自己的号码，随即挂断电话。

我拨了档案中提供的另一个号码——艾丽西亚的姑妈莉迪亚·罗斯。

电话铃刚响，对方就接了。

一个老太太的声音，似乎有点气喘吁吁，而且极不耐烦。

“喂，什么事？”

“请问您是罗斯太太吗？”

“你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