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钦佩。”

“其实也没什么。

英语比较容易，拉脱维亚语就难得多了。”

他哈哈一笑，从腰间的皮带上取下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从中取出一套递给我。

“这是单人病房的钥匙，你会用得着的。

你还得知道每间病房的密码。”

“还不少呢。

我在布罗德穆尔的时候只有几把。”

“是啊，不过我们最近提高了安全级别——自从斯特芬尼走马上任之后。”

“斯特芬尼是谁？”

尤里没有回答。

这时候从接待室后面的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女人。

尤里冲她点了点头。

她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年纪是四十五六岁，留着两边修成锐角的波波头。

“我叫斯特芬尼·克拉克，”

她说，“格罗夫诊疗所的主管。”

斯特芬尼对我敷衍地笑笑。

她与我握手时，我留意到她的握手比尤里有力度，握得比较紧，却少了几分热情。

“作为主管，”

她说，“我优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

不仅是病人的安全，还有每个工作人员的安全。

如果你都不安全，那你的病人也不会安全。”

接着她递给我一个小东西——便携式警报器。

“这个东西你要随身携带。

不要把它供奉在办公室里。”

我尽管不想要，还是连忙说：“好的，主管。”

如果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最好还是别去惹她。

我对以前的几个比较专横的病房主任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避免冲突，服从管理。

“很高兴见到你，斯特芬尼。”

我微笑着说。

她点点头，脸上没带任何笑容。

“尤里会领你去你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