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二○○○年之后，用作品来说就是从《海边的卡夫卡》（在美国于二○○五年出版）开始，我的新作在《纽约时报》全美畅销书单上崭露头角（虽然是从最末席起步），这意味着不仅仅在东海岸和西海岸那些自由倾向强烈的大都市，包括内陆区域，我的小说风格在全美范围内逐渐被大家接受。

《1q84》（二○一一年）位列畅销书排行榜（虚构类&iddot;精装书）第二名，《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二○一四年）位列第一。

不过走到这一步，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岁月。

并非一击必杀、华丽夺标，我感觉还是靠一部部作品稳步积累，最后终于巩固了地盘。

与之相伴，平装版的旧作也开始活跃起来。

一个理想的走势业已形成。

不过在最初阶段，相比美国国内的动向，我的作品在欧洲市场上发行量的增长更为醒目。

将纽约置于海外出版的中枢，好像与欧洲销量的上升大有关系。

这是我未曾预料到的发展。

老实说，我没想到纽约这个中枢的意义竟如此之大。

对我来说，只是因为&ldo;英语还能读通&rdo;这个理由，以及碰巧住在美国，姑且将美国设定为主场而已。

对亚洲以外的国家，我有这样的印象：首先星火燎原的是俄罗斯和东欧，然后徐徐西进，移至西欧。

那是九十年代后半期的事。

委实令我惊讶的是，我听说俄罗斯的畅销书排行榜前十位，曾有大约一半被我的书占据。

这说到底不过是个人的印象，如果要我拿出确凿的根据和例证来，那就让人为难了，不过查对历史年表回顾一番，我感觉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看到一种倾向，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盘发生巨大动摇（或变革）之后，我的书就会在那里被广泛地阅读。

我的书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区开始热销，是在共产主义体制发生崩溃这一巨大的地盘变化之后。

此前看似牢不可破的执政体制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希望与不安杂糅交织的&ldo;柔软的混沌&rdo;一步步逼上前来。

或许是在这种价值观转换的状态下，我提供的故事急速地带上了一种崭新而自然的现实感。

另外，阻断东西柏林的柏林墙戏剧性地倒塌，德意志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后不久，我的小说在德国好像慢慢开始被人们阅读了。

当然，这或许是偶然的巧合。

然而我想，社会基盘和结构的巨变会对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感产生强烈影响，人们追求改变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自然现象。

现实社会的现实感与故事世界的现实感，在人们的灵魂之中（或者无意识之中）难免一脉相通。

不管身处怎样的时代，当发生重大事件、社会现实出现巨大变化时，它就会像寻求佐证一般，要求故事的现实感发生变换。

故事原本就是作为现实的隐喻而存在的东西，人们为了追上周围不断变动的现实体系，或者说为了不被从中甩落下来，就需要把新的故事，即新的隐喻体系安置进自己的内心世界。

他们需要将这两个体系（现实体系和隐喻体系）巧妙地连接起来，换言之，就是让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互沟通、相互调整，才能勉强接受不确定的现实，保持头脑清醒。

我小说中故事世界的现实感，可能碰巧作为这种调节的齿轮，发挥了全球性的功能‐‐我不无这样的感觉。

好像又在重复前言，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感受，然而倒未必荒诞不经。

这么考虑的话，我甚至觉得与欧美社会相比，日本只怕在更早的阶段，就把这种总体性的滑坡当作不言自明的现象自然而然地察知了。

因为我的小说比欧美更早，在日本得到了（至少是普通读者的）积极接受。

在中国、韩国及台湾地区或许也是这样。

除了日本以外，中国、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读者们很早就开始（从我在美国和欧洲获得认可之前）积极地接受和阅读我的作品了。

说不定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先于欧美，社会性的滑坡在人们中间就开始具有现实意义了。

这并非欧美式的&ldo;发生某种事件&rdo;般的急剧社会变动，而是费时耗日、相对平缓的滑坡。

也就是说，在追求急速增长的亚洲地区，社会性滑坡不是突发事件，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或许是恒久的持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