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会议变成了儒法之争，这是原因之一。

战端却是桑弘羊开启的。

在听够了儒生们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后，桑弘羊忍无可忍。

他愤愤不平地表示：稳坐家中不知挑担赶路的苦，说风凉话当然比干实事容易。

博古而不通今，唱高调不接地气，这样的人有什么用？

桑弘羊他们还说，尊儒以来，武皇帝察贤良，举文学，遍访民间，思贤若渴。

然而选举出来的大中小儒，有一个能为皇上分忧、兴利补弊的吗？一个都没有！

这时，儒生们的积怨也如火山爆发。

贤良文学们说，这难道是儒家有问题吗？不，是组织路线有问题，干部政策有问题，舆论导向有问题。

武皇帝要开疆辟土，故权谲之谋进，凶残之士用。

打仗就要用钱，故兴利之臣起。

利兴则义闭。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犯罪率就高。

这个时候，岂不就要重用酷吏了？

于是儒生们悲愤地说：难怪皇上身边尽是些投机取巧的家伙，因为我大汉王朝就是用利欲在做指挥棒嘛！

仅仅提拔一个公孙弘，管什么用啊！

呵呵，谁说儒家不讲逻辑？他们有自己的一套。

桑弘羊当然也有另一套。

在他看来，治国面对的是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是匈奴寇暴。

御寇就得强兵，强兵就得富国，富国就得理财，理财就得务实。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国家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人。

这同样无法达成共识。

但，不管公理婆理，双方的着眼点都已不再仅限于经济政策。

他们更关心的，是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组织路线之争，在文官和文吏；政治路线之争，在王道和霸道；思想路线之争，在儒家和法家。

这才是盐铁会议的意义所在。

霍光的政改，倒在其次。

不过，如果把桑弘羊和汉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错特错了。

桑弘羊是，汉武帝不是。

当然，他也不是儒家。

事实上，汉武帝是很难贴标签的。

无论把他当作儒家还是法家，都是一叶障目，甚至自作多情。

那么，什么是汉武帝的真面目？

罪功岂在悔轮台

汉武帝其实很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