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由太学生而郎而官，二是由太学生而吏而郎而官。

后一条路虽然曲折，却意义重大。

意义在统筹官与吏、儒与法。

前面说过，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

在他们那里，官就是吏，吏就是官。

或者说，都是事务官或技术官。

在秦人看来，有这些财会和法律人才便足以治国。

汉人却认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要想长治久安，光靠技术不行，还得讲政治。

因此，要有事务官，更要有政务官。

政务官就是文官，事务官则是文吏。

文吏和文官，缺一不可。

事实上，汉帝国的选官从来就有两个途径，一个叫文学，一个叫吏道。

吏道就是由吏而官，文学却不是诗词歌赋，而是经典文献。

武帝之后，则专指儒家经典。

也就是说，饱读诗书是文学；从基层做起，由于廉洁奉公又精明强干而得到提拔，是吏道。

张汤走的是吏道，公孙弘靠的是文学。

这两条路线，在两汉是并行不悖的。

武帝至东汉，都号称&ldo;三公辟召，四科取士&rdo;。

四科是：

德行，看道德品质；明经，看学术水平；明法，看法律知识；治剧，看执政能力。

第四条最有意思。

当时帝国中央根据治理的难易，曾把郡县分为剧、平两种。

平就是容易治理的，剧则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

所以，治剧科，看的就是吏能。

实际上无论哪一科，都要测试能力。

确实胜任，才正式任命。

否则，即便选举上来，中央也会退货。

毕竟，治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不能只靠口若悬河。

汉武帝首选文吏，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最理想的还是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既懂政治又懂业务，这就是公孙弘吃得开的原因。

同样，太学生补吏，上计吏补郎，用心也在于此。

基层吏员能被选举，能力不成问题，但需要学习政治，掌握全局，因此补郎。

太学生学问不成问题，但实际操作能力有限，需要锻炼，因此补吏。

补吏的太学生无一例外都要回到原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