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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由太学生而郎而官,二是由太学生而吏而郎而官。
后一条路虽然曲折,却意义重大。
意义在统筹官与吏、儒与法。
前面说过,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
在他们那里,官就是吏,吏就是官。
或者说,都是事务官或技术官。
在秦人看来,有这些财会和法律人才便足以治国。
汉人却认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要想长治久安,光靠技术不行,还得讲政治。
因此,要有事务官,更要有政务官。
政务官就是文官,事务官则是文吏。
文吏和文官,缺一不可。
事实上,汉帝国的选官从来就有两个途径,一个叫文学,一个叫吏道。
吏道就是由吏而官,文学却不是诗词歌赋,而是经典文献。
武帝之后,则专指儒家经典。
也就是说,饱读诗书是文学;从基层做起,由于廉洁奉公又精明强干而得到提拔,是吏道。
张汤走的是吏道,公孙弘靠的是文学。
这两条路线,在两汉是并行不悖的。
武帝至东汉,都号称&ldo;三公辟召,四科取士&rdo;。
四科是:
德行,看道德品质;明经,看学术水平;明法,看法律知识;治剧,看执政能力。
第四条最有意思。
当时帝国中央根据治理的难易,曾把郡县分为剧、平两种。
平就是容易治理的,剧则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
所以,治剧科,看的就是吏能。
实际上无论哪一科,都要测试能力。
确实胜任,才正式任命。
否则,即便选举上来,中央也会退货。
毕竟,治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不能只靠口若悬河。
汉武帝首选文吏,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最理想的还是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既懂政治又懂业务,这就是公孙弘吃得开的原因。
同样,太学生补吏,上计吏补郎,用心也在于此。
基层吏员能被选举,能力不成问题,但需要学习政治,掌握全局,因此补郎。
太学生学问不成问题,但实际操作能力有限,需要锻炼,因此补吏。
补吏的太学生无一例外都要回到原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