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为标志，短暂而难忘的贤臣时代宣告结束。

这是一个君臣共治的时代。

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磨合和探索，试图在强有力的君主和他的辅臣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

因此，这也是一个克制的时代。

玄宗谨慎而明智地运用着皇权；宰相勤劳国事，同时防止国家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有如帝国的定海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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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姚崇和宋璟虽为名相，执政期间却并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作为。

因为他们的治国方略和时代特征就是这样十六个字：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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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璟却还是下台了。

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司法和财政。

也许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宋璟对罪犯们没完没了的申诉极为反感和厌恶，竟将积压案件全部交给监察部门处理，并且交代政策：认罪服法的宽大处理，继续上诉的统统关起来。

结果民怨沸腾，就连艺人也看不下去。

当时天旱，一个优伶在表演节目时便扮作旱魔在皇帝面前手舞足蹈。

玄宗问：你这家伙怎么跑出来了？

扮作旱魔的艺人答：奉宰相之命。

玄宗问：此话怎讲？

艺人答：三百多苦主被宰相关押，旱魔能不出来？

玄宗很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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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直接让宋璟倒台的是货币问题。

我们知道，中华帝国是没有银行的，货币在理论上只能由官方发行。

然而由于商业的发达，官铸的铜钱根本不够使用。

而且随着货币需求量的迅速增长，它们的质量也变得低劣，还不如民间私铸的铜钱。

政府也只好允许私钱流通，以免贸易呆滞。

宋璟和他的搭档却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奏请恢复私铸铜钱判处死刑的禁令，并派专使前往私铸最为盛行的地区治理整顿。

结果，专使的雷厉风行导致了物价的大幅度波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舆论哗然。

两位宰相只好为他们灾难性的失败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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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短板却暴露出来，那就是帝国的多数官员都不善理财，而且没有兴趣。

实际上，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并建立起文官制度，话语权就掌握在儒生手里。

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占第一位的是所谓道德文章，其次才是管理才能；而在管理才能中，理财又最为他们鄙视，甚至被看作小人的伎俩和行径。

不被骂作卑劣，已是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