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也是口诛笔伐者之一。

当年我真觉得那名女知青的思想意识&ldo;丑恶&rdo;极了。

这件事当年还上了《兵团战士报》。

&ldo;专栏批判文章&rdo;中，还评出了那一年度的&ldo;优秀批判文章&rdo;一、二、三等奖。

当年的&ldo;革命样板戏&rdo;《海港》和《龙江颂》也最能从文艺的被扭曲了的性质方面说明问题。

《龙江颂》中的第一号&ldo;女英雄人物&rdo;江水英，没丈夫、没儿女，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情人。

但她家门上，毕竟还挂一块匾，上写&ldo;光荣军属&rdo;四个大字。

到了《海港》中的方海珍，不但没丈夫、没儿女，连&ldo;光荣军属&rdo;的一块匾也没有了。

舞台上的方海珍，看去应在四十余岁。

比《廊桥遗梦》中的弗朗西丝卡的年龄只小不大。

方海珍也罢，江水英也罢，头脑之中仅有&ldo;阶级斗争&rdo;这根&ldo;弦&rdo;，没有丝毫的女人意识。

生活内容中只有工作，只有教导他人的责任，没有丝毫的情爱内容。

如果说她们身上也重笔浓彩地体现着爱和情，那也仅仅是爱国之爱、爱职责之爱，同志之情、阶级之情。

一言以蔽之，她们仿佛都是被完全抽掉了男女情爱、性爱本能的中性人，而非实实在在的女人。

另一&ldo;革命样板戏&rdo;《杜鹃山》，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现代戏剧会演中的获奖剧目。

原剧中的女党代表柯湘，与反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农民武装首领雷刚之间，本是有着建立在&ldo;共同革命目标基础&rdo;上的爱情关系的。

然而连建立在这一&ldo;革命基础&rdo;上的&ldo;革命的爱情&rdo;关系，在&ldo;革命文艺&rdo;中，也是被禁止的。

因而后来改编成的&ldo;样板戏&rdo;中，爱情关系被理所当然地一斧砍掉了。

到了&ldo;文革&rdo;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情爱主题在文学艺术中依然是一个&ldo;禁区&rdo;。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大概是第一篇反映婚外恋主题的小说。

它的问世在全国引起沸沸扬扬的反响，酿成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以至于全国妇联当年也参与进了是是非非的纷争之中。

而今天，经历了只不过仅仅十年的演进，中国文学艺术之中的爱、情欲和性，却已经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已经只不过成了一种&ldo;作料&rdo;。

因而便有了这样一句带有总结意味儿的话语：&ldo;戏不够，爱来凑。

&rdo;这样一句总结性的话语，其实包含着明显的批评成分。

批评来自读者，来自观众，来自小说评论家和影视批评家。

连小说家和编剧家们也相互以此话语自嘲和打趣起来。

似乎无奈，又似乎心安理得，又似乎天经地义。

爱、情欲和性，尤其在小说和电影中，越来越趋向于低俗、猥亵、丑陋、自然主义（下流的自然主义），越来越不圣洁了，甚至谈不上起码的庄重了。

仿佛某人由于某种锦缎价格昂贵，虽心向往之却根本不敢问津，甚至经过布店都绕道而行，忽一日暴发了，闯入大小布店成匹地买。

不但买了做衣服，还做裤衩做背心，做鞋垫做袜子，做床单做台布，而新鲜了几天就索兴做抹布做拖布了。

几乎凡是小说都有爱，都有情欲，都有性，就是缺少了关于爱的思想、关于情欲的诗意、关于性的美感。

而且，在许许多多的书中，男欢女爱的主角们，年龄分明越来越小。

由三十多岁而二十多岁，而少男少女。

后者们的爱情故事，在西方是被归于&ldo;青春小说&rdo;或&ldo;青春电影&rdo;的，而在中国却似乎成了&ldo;主流&rdo;爱情故事，既轻佻又浅薄。

在我们的某些&ldo;青春小说&rdo;和&ldo;青春电影&rdo;里，爱被表现得随意、随便，朝三暮四如同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