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信转到了他手里。

他果然并不生气，还请我和另两名中学时代非常要好的同学吃了一顿饭。

记得他当时说：&ldo;钱财身外事，人生尚有二三知己，值得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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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联想到，大约半年前，我代中学班主任向他求助，希望他能暂借一套房子给老师住。

老师年纪大了，居室无厕所，十分不便。

他显出为难的样子，说他虽然是开发住宅的，但在图纸阶段都已定价售出了。

我说：&ldo;那我不管。

师恩不可忘。

何况并非要，只不过是借。

老师的家址，总归是要动迁的。

我担保，以后还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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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于我的情面，他答应了，但答应得很是勉强。

此后一拖再拖，并不兑现承诺，也使我不再好意思督促他。

有一件事尤其使我生他的气。

哈尔滨市作协主席林予，当年广受好评的《雁飞塞北》一书的作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大荒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我的文学师长，也是我忘年交。

哈尔滨市作协定级低，林予主席是正处级干部。

按市里规定，处级以上干部才可以公款安装电话。

一位市作协主席，家里没有电话成何体统？但林予老师受迫害多年，牢狱生活早已损害了他的健康。

&ldo;文革&rdo;后其实没再发表多少文章，无稿费收入，经济状况拮据。

若自费五千多元安装电话，对他是一笔大支出，一时是凑不足的。

我让他放心安装，之后去找吴振海请求资助。

为此我当面向吴振海提过二三次，并写过一封长信给他，向他指出，这样的善事义举，一家经济实力不弱的大公司，是一定要做的。

我甚至曾建议他，每年从利润中拿出五万，设一项慈善基金，命秘书平时看报，一旦发现需要救助之人之事，及时寄些钱去。

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济世扶贫，何乐而不为呢？

他却只是笑笑。

后来我知道，连林予老师的电话安装费，他都没给报。

答复人家说：财会有制度，没名目下账。

我拨长途电话将他骂了一通，因为他每每请人吃一顿饭就几千元的啊！

而且常动员我这个最不愿做陪客的人为他做陪客！

在那之后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理他，见了面也很冷淡。

后来林予老师病重，我分两次请人捎回哈尔滨五千元钱。

第二次的三千元捎回哈市时，林予老师恰在前一天去世。

……

获知他的公司被查封的消息时，我对他的气还没完全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