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一个法制健全的时代，国家和它的公民在法律面前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法律既维护国家的权利，也要同样维护公民的权利。

二者中的任何一方损害了另一方的权利，另一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在原告席上郑重起诉。

当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不但权利意识提高了，体谅国家难境的理性程度也普遍地大大地提高了。

所以，她们中并没有多少人真的和自己的工厂和国家斤斤计较地纠缠不休。

她们委屈，恰恰证明她们是人，而非是一时可用一时可弃的无意识的生产资料。

她们发牢骚，乃因她们有种种意识。

倘她们竟愤怒了，那么一定主要是由于当官儿的人们缺乏设身处地的体恤心肠，置身事外而官腔十足，对她们的思想安抚工作没有做好、做细、做到家。

甚至，根本就不曾做不想做。

故据我看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岗女工们的觉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

高得很可贵，亦很可爱。

尤其她们中许多人下岗后另谋职业埋头苦干之精神，实在值得全社会钦佩和尊敬。

她们以她们的可贵和可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付出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牺牲。

其时，那牺牲意味着数以千万计人民的起码的社会保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既能意识到这一规律的无奈性，又能顽强地与这一冷酷的规律做竭尽全力的较量。

对于她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乃是人生的最后一搏。

为了家庭，为了儿女，为了自己晚年的生活，她们毫无退路，只有一搏。

而她们又几乎到了原本可以不再搏、可以轻松卸却许多女性责任的年龄。

她们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话题具有了一种异常凝重的、悲壮的色彩。

与此凝重的、悲壮的色彩相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卖淫话题显示出了本时代的大的尴尬性。

这是&ldo;中国综合征&rdo;的临床特征。

当然，许多国家都有妓女。

妓女的存在，似乎并不影响那些国家的强盛。

但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妓女现象乃是社会的疮疤。

中国曾一度没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有了，至九十年代便多起来。

我们无须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是讨论不出个结果的。

即使由某社会学权威下了等于真理的结论，结论本身对社会的卫生也没多大意义。

倒是简略分析一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卖淫现象，与旧中国的妓女、与历史中的妓女现象有什么区别，对此社会疮疤或许还有丁点儿价值。

林语堂曾著过一篇短文《妓女与妾》。

通过这篇短文看得出，林氏是颇赞成男人纳妾的。

他认为已婚的男人为了贪恋另一个女子的姿色而离婚，倒莫不如说服她干脆做自己的小老婆。

他的逻辑是纳妾总归比离婚好。

离婚意味着将妻子逐出家门，纳妾只不过是将另一女子迎入家门。

凭男人决定女人命运的权利，论资排辈了，妻妾是可以相安无事的。

他认为某女子既想长久依赖某有妇之夫，那么委曲求全而做妾，是相当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