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母亲就自己也每月买两盒，每天吸几支。

我曾问母亲吸烟有什么好，母亲叹口气说：&ldo;止心慌。

&rdo;

当年许多人心慌不是由于心脏病，而是由于饿。

&ldo;止心慌&rdo;，其实是为了&ldo;止饿&rdo;。

母亲不愿实说罢。

科级以上干部当年又叫&ldo;糖豆干部&rdo;，因为每月可比普通百姓优待半斤白糖、半斤黄豆。

南方的和北方的，不同城市的人们聚在一起，免不了相互询问‐‐你们那儿每月供应几两糖？几两豆油？几斤细粮？

粮店里供应的粮食，经常是发霉的、生虫的，分明是粮库里清扫出来的库底粮。

城市人口中，对男劳动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运工、伐木工、煤矿工享此优待）。

一般工人三十二斤。

脑力劳动者三十斤。

家庭妇女们和中学生、高中生们是一样的定量‐‐二十八斤半。

后来，在哈尔滨市，粮食不能保证定量供应了，每人每月减少三斤粮食，以霉质的地瓜干等量代之。

连霉质的地瓜干都作为城市人的口粮供应了，足见已将农民的口粮收缴到了什么程度。

许多学生腹中空空地上学，许多学校因而取消了课间操。

学生和教师饿昏在课堂上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男工人和女工人饿昏在车间里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由此导致的伤亡事故频频。

素称&ldo;鱼米之乡&rdo;的江浙一带的农民，大批大批迁往山区，因为在当时，山区农民征粮指标低些。

&ldo;天府之国&rdo;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寻求活路。

陕甘宁的农民大批大批地&ldo;闯中原&rdo;或&ldo;走西口&rdo;。

……

事实上，从一九五八年起，饥饿在有些省份就蔓延了，也并未能全国齐刷刷地结束于一九六三年底。

在有的省份，直至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才略见缓解，而一九六六年中期就开始了&ldo;文化大革命&rdo;。

那些年，全中国直接饿死或间接死于饥饿、营养不良、野菜中毒的人数，想必是难以统计确凿的，比&ldo;上山下乡&rdo;知识青年的总数可能要多。

当然，主要是连起码口粮定量都丧失了的农村人口。

那些年，城市里的许多中年母亲们迅速地白头了，明显地苍老了。

作为妻子，她们必得保障丈夫们不至于被饿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