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即使贵为侍郎，不主动伸手捞钱的曾国藩仍然不富裕。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

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

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

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

《春明梦录》的作者何刚德的座师孙诒经就曾做过光绪年间的户部侍郎，兼管三库，在副部级官员中是最&ldo;肥&rdo;的。

有一次孙氏说家里有好菜，留何吃饭。

何氏兴冲冲坐到席上一看，六个碗里不过是些寻常的炖肉和炒菜而已。

还有一次留何吃饭，&ldo;乃以剩饭炒鸡蛋相饷&rdo;。

何刚德不禁感慨地说：&ldo;户部堂官场面算是阔绰，而家食不过如此，师之俭德，可以愧当时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矣。

&rdo;孙诒经的俭德固然感人，户部侍郎收入不丰也一目了然。

曾国藩的生活水平当然赶不上后来的孙诒经。

此时曾国藩在京家口连同仆人，已经二十余人，开支十分浩大。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写信给父母说：&ldo;男升官后应酬较繁，用费较广，而俸入亦较多，可以应用，不至窘迫。

昨派教习总裁，门生来见者多，共收贽敬二百余金，而南省同乡均未收，不在此数。

&rdo;同日写给诸弟的信中则说：&ldo;寓中用度比前较大，每年进项亦较多（每年俸禄三百两，饭银一百两），其他外间进项尚与从前相似。

&rdo;略可见曾国藩此时的经济状态。

曾国藩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

他在&ldo;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rdo;，对弟弟说：&ldo;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

&rdo;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可见自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筹不起路费，不能回家。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ldo;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

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

&rdo;做了堂堂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不知今日读者读了这段资料，会有何感想。

如果不选择做清官，曾国藩其实是有大笔发财的机会。

和地方上一样，清代六部其实也贪风横行，各部都例有部费收入，其中以户部为多。

清代财政制度规定，所有财政支出，均由户部报销。

为了报销顺利，不被户部找麻烦，各地申请报销的部门通常要给户部支付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叫做&ldo;部费&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