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经常结群去北京郊外游玩，人数较多，一召集二十来人，那就不是身为穷书生的越胜所能负担的了。

这时候，自有大款出车出资。

我说的大款主要是于洋和北陵，其实当时他们都处在创业阶段，还算不上大款，不幸的是两人各有弱点，便被乘虚而入。

于洋外形粗犷，却有内秀，青春期热爱过文化，曾经也是读托尔斯泰读得入迷的人，留下了后遗症。

北陵看似斯文，其实很野，凡出格的事一律兴致勃勃，加上典型的喜聚不喜散的脾气，只要和朋友在一起，就怎么都好。

这样两个人，该着这些穷书生赖上了他们，花掉不少冤枉钱。

凡属大型活动，实际组织和操持的人一般是阿坚。

阿坚是新时期文化盲流的当之无愧的先驱，大学刚毕业，在八十年代初就辞掉了工作，为了灵魂自由而坚持无业，为了肉体自由而坚持独身。

他写诗，产量极丰，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把一册打印稿分送到朋友们手上。

但是，诗卖不了钱，日子不免潦倒，只好到处蹭吃蹭喝，遇见姑娘还蹭睡。

他的诗写得极自由，越来越口语化，真正是流出来的，有的极精彩，有的很一般。

因为天性好色，写着写着就忍不住调起情来，以至于一个受过他的委屈的姑娘评论道：&ldo;这哪是诗?完全是罪犯的自供状!&rdo;结识越胜后，他自称走狗，担起了跑腿的责任，常去越胜家领旨，顺便扫荡那里的酒柜。

越胜的沙龙里不乏可爱的女人。

嘉映带来了于奇，说是从路上捡的，她总是不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

后来我发现，她也总是不声不响地帮助朋友，内心独立但又善良，有主见但又善解人意。

我带来了又傻又聪明的雨儿。

独来独往的孟湄用她的智慧和风情征服或者吓退男人。

温厚的丽达用琴声和歌声为大家助兴。

有一年夏天，一大群朋友在黄松峪露营，水库那边突然响起男高音，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霎时间众声俱寂，唯有这美得令人惊呆的歌声在夜空下自由伸展。

此后，沙龙里又增加了一对常客，便是歌唱家竞马和他的漂亮女友曾琼。

小曾那时候真是清纯，越胜说她是幽谷百合。

和我不同的是，越胜虽爱文化，自己却几乎不写东西，满足于当一个鉴赏家。

他叹道：&ldo;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rdo;我常常与他争论，我说：尽管有歌德和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还是要写。

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写了一篇文章。

有个当时被媒体称作&ldo;中国学术界奇人&rdo;的人，撰文批判所谓现代主义思潮，并且仗着某个大人物支持迫使《读书》发表了。

可笑的是，他对所批判的对象极其无知，文中充满常识性错误，诸如&ldo;胡克的现象学&rdo;、&ldo;多余人又译局外人&rdo;之类。

越胜读后满腔怒火，但不便在内容上论争，就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其硬伤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

不久后，他收到&ldo;奇人&rdo;一封信，说自己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什么时候练上一百回合。

我觉得越胜不写作实在可惜，他谈书极精彩，我就一再鼓动他写读书随笔。

他终于动笔了，越写越好，可惜只写了三篇，他就去法国了。

多年后，海外一家出版社让我编一本中国当代学者随笔，我只选了十人作品，就有他的这三篇。

我决不是徇私，而是实在觉得好。

我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对于我来说，越胜的沙龙是一桌现成宴席，我觉得味道不错，就在桌旁坐下了。

另一方面呢，我交友又比较随和，本质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

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之间也许互相看不惯，不来往，我觉得这和我没有关系，我也不受此影响。

友谊是每个人的私事，正是在交朋友这件事上，朋友之间更不必求同。

在越胜的圈子之外，我也有一些相知很深的朋友，比如润生、怀宏。

我和怀宏结识很早，那时他刚转业，报考人大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