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全国开始正式招博士生，我在职做了汝信的学生，确定以尼采哲学为研究主题。

事后听一位知情者说，汝信也正对尼采感兴趣并已开始进行研究，然而，为了不影响我的独立探索，便悄悄转移了研究方向。

他自己从未对我提及此事，惟其如此，我心中就更加感动。

常见的情形正相反，导师往往支使学生替自己做事，然后把成果占为己有。

考上博士生时，我已经在酝酿写一本关于尼采的书，那是方鸣提议我写的。

方鸣当时是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策划编一套丛书，想让我来打头炮。

1985年的年初，我把自己关在那间充当宿舍的地下室里，用了两个月时间‐‐日记记载：1月28日动笔，3月25日完成‐‐写出了这本十八万字的小册子，题为《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我和方鸣可谓一见如故。

他比我小一轮，那时二十多岁，在出版社第一次遇见，我就从他眼中读出了百分之百的友情。

我们都写诗，他写的散文诗有泰戈尔之风，可惜后来不写了。

他来看我，发现我成年累月一个人住在地下室里，对我忍受孤独的能力感到震惊。

我说，你没有看见我用拳头捶墙又哭又喊的样子呢。

他对人感叹说：&ldo;周国平是最有人性的人，既文雅又疯狂，一点儿不像他的岁数。

如果没有他，这个世界就会太没有人味了。

&rdo;我有一篇文章题为《人性、爱情和天才》，他指着这个题目说：&ldo;这完全是周国平自己的问题啊!&rdo;他还说过一句&ldo;脏话&rdo;，成为朋友间流传的名言：&ldo;别人写东西像撒尿，周国平写东西像射精。

&rdo;这些话表明他对我何等偏爱，而他正是怀着这样的偏爱催促我写尼采的。

稿子出来后，他十分兴奋，但也担心我的观点一反习见，出版会遇到阻碍，便建议我请汝信写个序。

我心想，汝信身居高职，又曾因文革后率先发表为人道主义正名的文章而遇到过麻烦，此事未免强人所难。

但是，不管怎样，我终归要把稿子送给我的导师看一看，请他提意见。

汝信看得很认真，看完后把我叫去，对我说了一番话。

我追记了大意，今天看仍觉得好，所以抄在这里：&ldo;哲学著作这样写是很好的，我很喜欢，一扫过去那种沉闷的写法，使人耳目一新。

这本书出来，是会有很大影响的，会引起注意。

不过，我还是觉得，不要讲得过分，有些地方要冲淡一下。

尼采的某些观点，该批评的要批评。

修改时不要搞得四平八稳，不要抹去你的锋芒。

&rdo;他又说：&ldo;其实，对一个思想家，主要应当吸取他的精华，加以消化，而把糟粕排泄掉。

问题就看你有没有坚强的胃。

有坚强的胃怕什么毒素?没有坚强的胃，无论吃进什么，都不能消化，反正要得病，怪得了谁呢?&rdo;听了这些话，我就斗胆请他写序了，他欣然应允。

几天后，序写出来了，相当精彩，尤其是这句话：&ldo;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决不是弱者。

他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

&rdo;可是，就在我拿到序的同一天，方鸣来找我，一进门就说：&ldo;你的尼采遭恶运了。

&rdo;他告诉我，他们社总编辑对哲学编辑室主任薛德震说：&ldo;尼采不是法西斯思想家吗，为什么要写他?现在有一股翻案风。

苏联没有给尼采翻案，我们翻了，苏联会怎么看?&rdo;老薛向方鸣发牢骚：&ldo;到今天居然还有人说这种话!&rdo;其后，总编辑责成社里一个资深编辑审稿并拿出意见。

那位老先生写了审读意见，大意是说要帮助作者用马列主义认识尼采，这当然明确否决了书的出版。

不过，他也写了一句勉励的话：&ldo;作者很有才情，如能得到健康发展，将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