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里工作，下乡是经常的事。

我喜欢下乡，一开始是觉得新鲜，后来是为了远离县机关的琐碎是非，图个清静。

第一次下乡，是去最偏远贫困的两水公社，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两水是苗乡，景色很美，两条溪流穿越群山，把村寨连结起来。

溪上这里那里筑有桥亭，是当地一大特色。

顾名思义，桥亭既是桥，又是亭，木结构，瓦顶，两边木栏杆内侧有两排长凳，村民们出工前在那里集合，夏夜在那里乘凉。

民风十分淳朴，多数妇女儿童没有出过乡，以至于我这个脸上架着两片玻璃的人几乎被当成了怪物。

有一回，我在山里行走，迎面走来三个小孩，最小的那个立即转过头去，把脸紧贴山坡，另外两个恐惧地瞪着我，握着小拳头，如临大敌。

我怕吓着他们，便装着没有看见他们，微笑着走了过去。

还有一回，几个戴大耳环的苗家姑娘走来，经过我的身旁时，突然一齐尖声大笑，撒腿就跑。

从我这方面说，开始时我同样不适应村民的生活习惯，不免显得狼狈。

我住在一个多子女的贫穷人家，到的第一天，看见主妇把一些蚂蚱放在盆里，用开水浸泡，然后倒进锅里，便好奇地问：&ldo;蚂蚱还能喂猪?&rdo;她没有回答。

晚饭时，桌上有一碗干炒的蚂蚱，我才恍然大悟，后悔自己失言。

还有一次午饭时，我到厨房添饭，锅盖半开着，露出一只小猫的下半截，我赶紧把它拖了出来。

打开锅盖，我不由得朝后退，另一只小猫正蹲在里面从容地吃着饭。

怎么办呢?我犹豫了一阵，还是硬着头皮添了一碗，回到餐桌旁也没有声张。

这个家庭真的很苦，几根辣椒放在灶膛里烤一烤，然后捣碎，撒一把盐，就是下饭的菜了，基本上顿顿如此。

不过，我始终很愉快，相处久了，一家人都很喜欢我。

尤其是那个十九岁的女儿，每见到我就特别高兴，总是甜甜的笑脸，还兴致勃勃地教我讲苗话。

我在这一家住了一个月，临别时，男主人拉着我的手，眼圈红了，喃喃说：&ldo;对不起……&rdo;我知道他是为他家的穷内疚，便赶紧不让他说下去。

我正奇怪没有看见那个女儿，她出现了，塞给我一包刚炒好的热花生。

她天天穿着补丁衣，现在特意换了一件新衣服为我送行，并且因为我的离去而闷闷不乐。

我心中十分感动，但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来。

后来我下乡就很多了，走了全县七个乡的许多村庄。

南方多雨，经常的情景是，我头戴一顶斗笠，脚穿草鞋，在山间小路上踽踽独行。

山区地广人稀，村落之间往往相距很远，有时去某地开会，要走大半天。

我还曾经在一个生产队蹲点，住了整整一年。

那个队离县城倒不远，我和农民一起到城里的公共厕所起大粪，挑回村里作肥料，并不觉得难堪。

县里多数干部下乡下油了，一般不参加劳动，我毕竟是学生，并且有强烈的改造意识，常和农民一同劳动。

有一回，正是盛夏，在田里割禾，渴极了，看见农民用手拨开水面的漂浮物，喝稻田里的水，我也效仿，喝完定睛一看，水底有一条大蚂蝗。

在县机关，因为我不肯惟命是从，我的上司总批评我骄傲。

农民对我的评价恰好相反，他们都说我不摆大学生架子，待人最平等。

我自己也喜欢和淳朴的农民在一起，比起和那些自以为是的小官打交道惬意多了。

只有生产队的开会是我始终习惯不了的，尤其在冬天，会议室窗户紧闭，燃着湿柴，浓烟刺得睁不开眼，吵吵嚷嚷，往往开到半夜，不决而散。

经常在农村，我对农民的艰难也就有了切身的感知。

他们的艰难，很大一部分是干部的强迫命令造成的，突出地表现在两件事情上。

一是所谓科学种田，强制推广双季稻和相应的水稻矮秆品种。

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来到某大队，下令把已经播下的七千斤高秆种子全部犁掉，大队干部要求放鸭子吃，不致完全浪费，这位地区最高长官耍威风道：&ldo;不行，就是要全部犁掉，让你们得点教训!&rdo;一股风吹下去，定了调子，层层贯彻：&ldo;有收无收都得给我种!&rdo;我到一个生产队，队长告诉我，去年种双季稻20亩，颗粒无收，今年他想少种一些，但硬派下来的任务是80亩，一亩也不能少。

另一是大刹副业，一律判为资本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