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与此同时，在于立群给我的一封信上，郭老写了一小段话，署名&ldo;老兵附笔&rdo;。

我是一直不敢打扰郭老的，但有了这段附笔，我就放胆给他写信了，还写了一首诗给他，题为《寄语老兵》。

他很快给我回了信，写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ldo;国平：你的信和写给我的诗‐‐《寄语老兵》，我都看了。

其他的诗也看了。

&ldo;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

可惜我&lso;老&rso;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ldo;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rdo;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lso;

&ldo;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

你是了解的。

&ldo;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

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ldo;不多写了，再说一遍：非常羡慕你!&rdo;

其后，在同年6月16日，郭老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ldo;你寄来的诗，我都看过。

写得好，有生活内容。

我写不出来，你不到农场去也是写不出来的。

&rdo;由于我在给他们的信中曾经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他还写道：&ldo;认真说，我倒真正羡慕你们。

用你的话来说，我是&lso;出胎生骨的时间&rso;太长了，因而要想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

在我，实在是遗憾。

&rdo;&ldo;脱胎换骨&rdo;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意思是彻底改造。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

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

《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

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

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ldo;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rdo;，从而向&ldo;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rdo;&ldo;诀别&rdo;了。

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郭老借此曲折地表达了对四人帮时期政治现状的绝望，这个&ldo;尔虞我诈、勾心斗角&rdo;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ldo;人生的正路&rdo;只能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

回过头看写于同期的他给我的信，他把&ldo;在泥巴中扎根&rdo;视为&ldo;真正的道路&rdo;的含义就十分清楚了，而&ldo;扎穿地球扎到老&rdo;也就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是一句豪言壮语，其实是一句无比沉痛的嘱咐。

同样，当他摘抄世英日记中的那句话‐‐&ldo;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rdo;‐‐时，他心中想必是在与政治的肮脏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泥巴的&ldo;干净&rdo;的。

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ldo;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rdo;。

在相当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觉醒，世英正是文革时期政治的一个牺牲品。

因此，他不能不痛悔当初让世英从农场回来的做法。

郭民英死后的一天，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全体要员来到郭家慰问，周恩来对世英说：&ldo;世英不错嘛，在农场劳动了一年，自己又主动延长了一年。

&rdo;陈伯达马上说：&ldo;要是不回来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