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原罪与忏悔

现在我来追叙一下郭世英在1963年5月之后的情况。

他被从与我对弈的象棋盘旁带走以后，直接进了拘留所。

据说他当时火冒三丈，要动手打人，结果是用刺刀押送进去的。

在短暂的监禁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6月的一天，家人收到了他从监所寄来的信，后来郭平英在给我的信中抄录了这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ldo;我在这里谈出了全部心里话以后，眼睛突然亮了起来，这一变化来得那样突然，我一个

人在屋子里又笑又哭，只觉得自己变轻松了。

&ldo;他还说：&rdo;以前我们大家在欢笑中团聚的景象一次又一次地浮到我的眼前，一次次我在泪眼蒙胧中看见爹爹的笑，妈妈的笑……这一切是曾被我破坏了的，但我一定要把它们争取回来。

你们知道，我是爱你们的，这爱一直偷偷地藏在心里。

现在我集中了一年半对你们的感情，它不是文字能表达的，也不是眼泪能发泄的。

我只是真心希望你们好，希望你们快活。

&ldo;由这些话判断，促使他发生突然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对父母的爱和负疚感，是与家人团聚的渴望。

世英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对父亲又十分敬爱，他曾向我叹息：&rdo;我活着有什么用，能把我的生命加给我父亲就好了。

&ldo;事实上，在以前因为离经叛道而与家庭关系紧张的时候，他的确已经常常感到负疚了，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因此，入狱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最好机会。

至于在思想实质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这封信上还看不出来。

处理决定很快就作出了，让他去农场劳动。

在成行之前，1963年暑假里，他曾来北大一次，我因为回沪度假，没有见到。

他让陈老师转告我，说我们一定有机会再见面。

陈老师还说，郭世英大大地变了，我见了会大吃一惊的。

1964年除夕之夜，我们寝室的同学正在聚餐，忽然听见有人喊：&ldo;郭世英来了!&rdo;随即我看见他站在寝室门口，原先的长发已换成短短的平头，脸胖了，黑了，变年轻了。

他用清澈的目光看着我，微笑着说：&ldo;把我忘了吧?&rdo;我傻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股欢乐的暖流涌遍全身。

在当晚举行的年级联欢会上，他感情饱满地唱了一曲他父亲作词的《人民的领袖万万岁》。

1965年春节期间，他从农场返京探亲，又来学校看我。

那天夜晚，我们在街上散步很久，他错过了回城的末班车。

他对我谈在农场的感受，说：农场的组织太严密，有一个牢固的体系，个人对此毫无办法;如果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搞一个生产队，一定很有意思。

他还告诉我，农场有一个姑娘追求他，他必须小心维持平衡，很难办。

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对棉花感兴趣，想研究植棉。

果然，在农场劳动两年之后，遵照他自己的意愿，他的学籍从北大转到了农大，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学农的道路。

当时我正在农村参加四清，中间暂时回校时，我们曾约在北海公园见面。

我们还时不时通信，他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66年1月，信中邀我去他家，不久后我和图道一同去了一次。

这是我们在文革前见的最后一面。

我保存着世英给我的全部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