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郎自己是个充满生命热情的人，他做什么事都兴致勃勃，好像不要命似的。

爱山水，便说落雁峰&ldo;可值百死&rdo;。

爱朋友，便叹&ldo;以友为性命&rdo;。

他知道&ldo;世上希有事，未有不以死得者&rdo;，值得要死要活一番。

读书读到会心处，便&ldo;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rdo;，真是忘乎所以。

他爱女人，坦陈有&ldo;青娥之癖&rdo;。

他甚至发起懒来也上瘾，名之&ldo;懒癖&rdo;。

关于癖，他说过一句极中肯的话：&ldo;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

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

&rdo;有癖之人，哪怕有的是怪癖恶癖，终归还保留着一种自己的真兴趣真热情，比起那班名利俗物来更是一个活人。

当然，所谓癖是真正着迷，全心全意，死活不顾。

譬如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于洛男爵，爱女色爱到财产名誉地位性命都可以不要，到头来穷困潦倒，却依然心满意足，这才配称好色，那些只揩油不肯作半点牺牲的偷香窃玉之辈是不够格的。

四

一面彻悟人生的实质，一面满怀生命的热情，两者的结合形成了袁中郎的人生观。

他自己把这种人生观与儒家的谐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并列为四，称作适世。

若加比较，儒家是完全入世，佛家是完全出世，中郎的适世似与道家的玩世相接近，都在入世出世之间。

区别在于，玩世是入世者的出世法，怀着生命的忧患意识逍遥世外，适世是出世者的入世法，怀着大化的超脱心境享受人生。

用中郎自己的话说，他是想学&ldo;凡间仙，世中佛，无律度的孔子&rdo;。

明末知识分子学佛参禅成风，中郎是不以为然的。

他&ldo;自知魔重&rdo;，&ldo;出则为湖魔，入则为诗魔，遇佳友则为谈魔&rdo;，舍不得人生如许乐趣，绝不肯出世。

况且人只要生命犹存，真正出世是不可能的。

佛祖和达摩舍太子位出家，中郎认为是没有参透生死之理的表现。

他批评道：&ldo;当时便在家何妨，何必掉头不顾，为此偏枯不可训之事?似亦不圆之甚矣。

&rdo;人活世上，如空中鸟迹，去留两可，无须拘泥区区行藏的所在。

若说出家是为了离生死，你总还带着这个血肉之躯，仍是跳不出生死之网。

若说已经看破生死，那就不必出家，在网中即可作自由跳跃。

死是每种人生哲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

中郎认为，儒道释三家，至少就其门徒的行为看，对死都不甚了悟。

儒生&ldo;以立言为不死，是故著书垂训&rdo;，道士&ldo;以留形为不死，是故锻金炼气&rdo;，释子&ldo;以寂灭为不死，是故耽心禅观&rdo;，他们都企求某种方式的不死。

而事实上，&ldo;茫茫众生，谁不有死，堕地之时，死案已立。

&rdo;不死是不可能的。

那么，依中郎之见，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说来也简单，就是要正视生之必死的事实，放下不死的幻想。

他比较赞赏孔子的话：&ldo;朝闻道，夕死可矣。

&rdo;一个人只要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好好地活过一场，也就死而无憾了。

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时死，缘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

他曾患呕血之病，担心必死，便给自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人在家里藏一笔钱，怕贼偷走，整日提心吊胆，频频查看。

有一天携带着远行，回来发现，钱已不知丢失在途中何处了。

自己总担心死于呕血，而其实迟早要生个什么病死去，岂不和此人一样可笑?这么一想，就宽心了。

总之，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痛快地活，又抱着宿命的态度坦然地死，这大约便是中郎的生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