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适合做领导，领导当然也是一门艺术，但和你所喜欢、所追求的艺术可能不是一回事儿。

依我对你的了解，还是从事专业的好。

&rdo;听了余先生的话，我毫不犹豫地给文化局领导写了一封信，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应该说，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正确、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我现在不是什么成功的艺术家，但以我的脾气，我的性格，如果让我做领导，极有可能不是害了别人，就是害了自己。

而余先生的那些话，无疑为我以后对艺术的追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那时候，学业上的落后曾使我对自己产生过怀疑，觉得自己不是搞艺术的材料。

1986年7月，我以不错的成绩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

临离校前，我去见余先生。

本来我是准备向先生道谢的，但面对先生，我酝酿已久的一肚子话竟一句也没有说出来。

临走，先生给我题了这样一段赠言：只有不停地创造，不停地做事，你就有无限的可能和无限的前程!

怀惴着先生的这些话和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我回到了原单位。

但我很快发现，这座因袭了太多传统的古老县城和我这个在上海滩熏陶了两年的学子竟是那样格格不入，我像个异类被排挤、打压，甚至有人将我对人生的一些理解和对艺术的一些解释看成了精神方面的问题……在极度的苦闷中，我只好再次求教于余先生。

先生很快回信：&ldo;不要怀疑自己，你的进步是肯定的!&rdo;&ldo;立足于县城并不意味着眼于县城，你应该去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也就是将自己的视野向县城以外延伸和扩展。

&rdo;

1989年，机会来了，山东艺术学院决定借用我去当编剧教师。

但由于体制的关系，由于身份的关系，艺术学院的领导明确地告诉我，借用只是借用，调入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我可以到艺术学院教书，但是我可能永远没法真正走入艺术学院。

这种事情现在看来可能不值一提，但在当时，有惯了一个固定单位的我，一下子要沦为另外一个单位的打工仔，没有固定的身份，没有未来的保障，而且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文化馆这个尚算自由的工作，毕竟风险巨大。

所以，进还是退，去还是不去的矛盾又一次不邀而至。

百般无奈，又一次提笔给先生写信，先生立刻回信告诉我：你毫无疑问地应该去，并说你现在所得到的自由是自留地式的自由，但要获得人生的大自由，就应该到更大的空间里去!并且先生在那个时候就预言，身份的问题，体制的问题，可能在未来将不再会成为人生的羁绊。

听了先生的话，1989年11月，我卷起行李走进了山东艺术学院，走上了编剧专业的讲台。

先是住教室、教研室，后是住仓库和五个平米的房子。

一住就是六年。

但正如余先生所言，我在这里找到了更为广阔、更加适合我的发展空间，我用先生的教学态度对待教学，用先生对待学生的态度对待学生，我坚信，只要像先生对他的学生那样，有着深刻的理解，有着真挚的关注，就不会有愧于老师这个称呼。

如今我在山东艺术学院的编剧专业里，也算是个资深的教师了，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一大群学生。

回想自己近20年走过的路，我不能不感谢我的老师余秋雨。

是他使我从一个毛毛躁躁的小伙子逐步地走向了健全和成熟的人生。

他的高屋建瓴，他的宽宏大度，他过人的思想，渊博的学识，都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有很多一部分甚至已经变成了我必须坚守的人生态度。

我的生命中如果没有余秋雨，起码我还会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更多的弯路，起码我现在还没有资格站在讲台上，对我的学生们去谈经说道，去讲述艺术的真谛。

所以，不管现在有多少人对我的先生评头论足，说三道四，我都是自己反复嘟哝一句话：&ldo;先别急着挑毛病，你最好到余秋雨的身边去认认真真地做两年学生，你甚至连傍着名人吹自己的毛病也会改掉!&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