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报告，立即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负责人、现在的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的高度评价。

他在同济大学专门召开全市高等学校校长会议，对这个报告作了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也就站在驾驶舱里了。

而且，我知道，附近海域的其它船只，也都在倾听我们这艘船发出的信号。

九

当然还得回到自己原先居留的&ldo;舱房&rdo;收拾一下。

这一收拾，又依依不舍了。

我对何添发、胡志宏这两位同事说，先得给我一点时间，把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写完。

这篇论文，就是我考察傩文化的总结：《论中国现存原始演剧形态的美学特征》。

它的中文本，发表在北京的《戏曲研究》学刊上，它的英文本，发表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亚洲戏剧》学刊上，题为observationsontheaestheticsofpriitivechesetheatre，很多外国同行都读过。

写这篇论文的感觉，与我以往写那么多学术著作有很大的不同。

笔下的主要素材，不是来自别的书本，而是来自我本人的考察。

因此，这就成了我向国际学术界所作的一个发现性报告。

我知道在现代学术等级上，这种报告的地位最高。

这篇论文向我开启了一个现代学术等级，但我却要离开。

我在高高的书架前不断抬头仰望，心想这些由我一本本小心搜购而来的书，以及由这些书组成的那种氛围，那种气场，那种生活方式和心理方式，都将弃我远去。

表面上，它们都在，但我不在了，我的心不在了，它们也就形同虚设。

从今以后，我只能在办公桌前、会议室里、演讲台上，偶尔想起，想起这破了围的氛围，漏了气的气场。

半夜回来，照样居息，却不敢再抬头仰望。

这等于一个领主拔离他的营寨，一位酋长告别他的邦国，频频回首，茎断根连，夕阳故国，伤感无限。

既然代价如此之大，那么，我只有把事情做好，心里才会略为舒坦一点。

我把行政工作的每一分钟与学术研究的每一分钟，放到了同一架天平的两端：如果行政工作的那一分钟稍稍失重，学术研究的那一端就会高高翘起，连我自己也看不下去。

于是，对我而言，行政工作的有效性已经直接关系到生命本身的平衡，不能有丝毫懈怠。

正因为我并不害怕免职，而只害怕低效，再加上三次民意测验的支持，一上任就是一种强势。

我满意这种势头。

行政工作要么不做，做了就要强势，否则便是浪费，浪费自己和属下的生命。

有人敲门（5）

还是回到航船的比喻：谁会把一艘装满乘客的船，交给一个犹豫不决的人?谁会把一个连接生命的舵，交给一双软弱无力的手?

十

我走遍全院，左思右想，决定了全部行政工作的入口点，那就是：迅速简化整个学院的

人际关系。

乍一看，入口点不应该放在这里，而应该放在教育改革、人才引进、精简机构、提高待遇等项目上。

但我敢于担保，不简化人际关系，这一切都做不好，全会变成一片吵闹。

公开的吵，暗地的闹，直到最后只得反复谋求平衡，把每件事情的良好意图一一消耗。

这是中国的国情、普遍的民情，似乎谁也改变不了。

即便是最没有人际关系色彩的教育改革，一动手也会被人际关系的网络缠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