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明显带有反抗色彩的&ldo;水浒&rdo;剧目外，民间地方戏曲中还有大量的&ldo;封神&rdo;戏、&ldo;三国&rdo;戏、&ldo;隋唐&rdo;戏、&ldo;杨家将&rdo;戏、&ldo;呼家将&rdo;戏、&ldo;大明英烈&rdo;戏。

这些剧目良莠互见，情况十分复杂，但有一个大致的归向，那就是：复现动乱的时代，张扬雄健的精神，歌颂正直的英雄。

那里有奸佞和忠勇的比照，有波诡云谲的战斗，有精妙绝伦的谋略，合在一起，可以组合成一种横跨千年的阳刚之美，与中国大多数普通百姓的精神面貌相呼应。

封建社会已到末世，但中华民族却还要昂然踏出前进的步伐;前进的方向当然还不得而知，但这种金戈铁马、令人振奋的剧目却也透露出了可以乐观的基调。

这种历史题材的剧目，在内容上大多关及朝廷、牵连君臣，但作为民间地方戏，又与以往&ldo;披袍秉笏&rdo;、&ldo;忠臣烈士&rdo;、&ldo;逐臣孤子&rdo;之类的宫廷戏有所区别，一般说来，它们往往体现了下层人民对于朝廷、对于历史的一种揣想、理解和看法，少一点礼仪规范，少一点道学气息，多一点鲜明性格，多一点传奇色彩。

这一切，作为地方戏的一种传统，延泽后世。

总的说来，对封建上层人士和上层生活，民间戏曲也会经常作出正面表现，但大多不包含对封建国家机器进行肯定的性质;民间戏曲在表现朝廷和各级官僚机构的时候，若是侧重于它们作为封建国家机器的一面，那么，多数是不抱好感的，是主张要对它们作出反抗和斗争的。

至少，这种倾向越到后来就越加明朗。

清代地方戏中也有一些清官剧目，然而，《四进士》中宋士杰这一典型形象的问世，则显然是递送出了一点与清官相对峙的意向。

这个戏写四个同科进士结盟相约，立誓不做贪官，要做清官，然而仅仅一个案件，就暴露出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可称得上清官，其余三个都在不同程度上食了言。

但是，全剧给观众印象最深的并非四进士中的任何一个，而是退职刑房书吏宋士杰。

真正见义勇为、与贪官们艰苦周旋、把一个冤案翻过来的，是这个已不是封建国家机器的组成成员、却完全了解国家机器秘密的民间讼师。

他的这个身份设置得既巧妙又深刻。

四进士中那个惟一的清官当然也是剧作歌颂的对象，但由不知名的民间戏剧家写来，宋士杰的形象无论如何都要超过这个清官，他的作用比清官大，他的性格比清官鲜明，他的脾气比清官亲切。

他在老练中夹带着幽默，强硬中透露着自傲，爽朗中埋藏着计谋。

他与人民非常贴近，又对国家机器非常熟悉。

人民群众若要想在与封建国家机器的周旋中索取一点正义和公平，一定要搭一座桥梁，宋士杰就充当了这座桥梁。

但是，从基本归属而言，他还是平民百姓中的一员。

这个可爱的老头，在剧中的名义地位不高，实际地位却无与匹敌，在观众眼里，他比任何一个还在位的官僚都值得信托。

这种特殊的人物关系图谱，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典型形象，不妨说是体现了人民想与封建国家机器进行软性较量的意向。

把希望全都托付给清官，人民有点不放心，他们想找这么一个人，他不是在衙门里面对着人民的悬求捻须裁夺，而是代表着人民去闯一闯衙门，这个人就是宋士杰，他也只有到了十九世纪，纔会被请到中国的戏剧舞台上来。

清代地方戏除了表现上述&ldo;重大题材&rdo;外，还把敏感的触角伸到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形态之中，表现出人民群众日常的喜怒哀乐。

讽刺和嘲笑的武器，更是地方戏所乐于采用的。

《借靴》、《张古董借妻》等貌似荒诞、其实深刻的民间讽刺剧，代表了地方戏中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喜剧美的流脉。

无赖儿张三为了赴宴，向土财主刘二借靴，一个只想占便宜，一个吝啬成性只想推托，纠缠了半天，结果张三靴借到了，宴会也散了，就这样，刘二还是一刻也不能放心，靴子当夜被追了回去;不务正业的张古董把妻子借给结拜兄弟去骗取钱财，结果弄假成真，他去告状，碰上了一个糊涂官，竟正式把妻子判给了结拜兄弟。

这样的戏，夸张而又轻松地鞭笞了社会生活中的劣迹恶习。

艰难困苦的中国人民，常常面对着这种剧目的演出启颜畅笑，在笑声中进行精神的自我洗涤和自我加固。

关于地方戏剧目，可以说的话是非常多的，本书限于篇幅，只能浅尝辄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