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忠谱》所展示的客观情节让我们看到，发生在苏州的那场反魏忠贤的群众斗争，其基本队伍是市民;但是，这场斗争的性质，并没有与市民阶级的独立思想相勾连。

斗争的领导者就其思想素质论，还属于封建官僚阶层中的刚介正直之士，尽管他们已被罢官，或官职不高。

魏忠贤既是他们的对头，也是广大市民群众的对头，因此他们在反魏斗争中能够部分地代表市民的利益，受到市民的拥护。

但是，说到底，他们所领导的这场斗争，在基本性质上是呼吁和促成了封建国家机器的一次自我调整。

这样的斗争，最后必然是需要调动皇帝的力量的。

《牡丹亭》即使最后皇帝不出场也已在大体上完成了杜丽娘的胜利，《清忠谱》则不同，志士仁人们的壮烈行动，都是为了能使最高统治者对奸臣有所察觉，作出惩处。

因此，尽管《清忠谱》气势不凡，电闪雷鸣，其思想实质却并未超越封建政治思想的范畴，比之于《牡丹亭》，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倒退。

《牡丹亭》轻艳的异端，必然地被《清忠谱》壮烈的正统荫掩了。

正是这种荫掩，使中国思想领域里刚刚露头的人文主义思潮退歇了，封建统治还会延续一个漫长的清代。

《清忠谱》带有很大的纪实性，《曲海总目提要》说它「事皆据实&ldo;，甚至可以对历史记载作出补充。

它所反映的事件‐‐‐发生于1626年的东林党人周顺昌的冤狱事件‐‐‐曾引起过许多戏剧家的兴趣，据祁彪佳《曲品》记载，写这一事件的剧作先后曾产生过三吴居士的《广爱书》、白凤词人的《秦宫镜》、王应遴的《清凉扇》、穆成章的《请剑记》、高汝拭的《不丈夫》及未着姓氏的《孤忠记》等。

诚如吴伟业在《清忠谱序》中指出的，这个创作热潮，在魏忠贤案刚刚布露时就形成了：

逆素既布，以公（指周顺昌）事填词传奇者凡数家。

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谱》最晚出，独以文肃与公相映发，而事俱案实，其言亦雅驯，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

这不有点像当年严嵩势力刚败即演《鸣凤记》的情景么?由此可见，传奇创作从明代到明清之际，越来越成为一种十分普及、十分趁手的吐愤舒志的工具，一种编制迅速、反响热烈的宣传样式。

据张岱《陶庵梦亿》记载，当时另一出记述魏忠贤罪孽的传奇《冰山记》上演时，观者竟达数万人，台上演出的人和事都是台下观众所知道的，因此反应非常热烈，有的时候观众对剧中人名的呼唤声和对剧中冤情的愤懑声，就像浪潮奔涌一般。

这种万人大集会，这种气氛，这种巨大的心理交流，如果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为指导，是有可能较早地鸣响封建社会的丧锺的，但众所周知，事情并非如此。

人民的情绪很自然地被引入到了对魏忠贤的控诉上，而魏忠贤的罪名则是&ldo;逆贼&rdo;：叛逆了正统的封建宗法制度。

应该说，这一批及时涌现的剧作也参与了这种对人民情绪的引导工作。

作为这批剧作的后起者和代表者的《清忠谱》，就以周顺昌这一艺术形象对人民的情绪作了有利于封建王朝的吸附。

如果这出戏关注的不是这么一个一时失信于朝廷的忠臣，而是一个敢于问一问产生魏忠贤的客观原因，敢于在市民利益上多作一些考虑，敢于在思想实质上对封建主义保持一点独立性的人，那么，那种万众一心的观剧场面很可能是中国社会走向新生的温床了。

然而李玉和其它苏州剧作家并没有达到这种思想水平，他们立足的土壤也没有向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条件，因而他们自己深感忭慰、也要引导观众感到忭慰的结局只能是：

目今新主登极，大振干纲;魏贼正法戮尸，群奸七等定罪。

世界重新，朝野欢庆。

向日冤陷诸忠臣，谪戍者悉已召回复职;惨死者尽皆宠锡表扬。

……九天雨露洪恩重，万里山河气象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