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ldo;你这么说我更不走了，历史还能听他们摆布?&rdo;

就这样，我留在上海了。

然而，我早已不想和那些揭发专家憋气。

我很明白，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只是社会一小角。

&ldo;文革&rdo;中受难的很多家庭，地位更高、落差更大、灾祸更深。

这就是我们脚踩的土地。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集体隐疾。

所谓集体隐疾，就是文化。

我们的文化本不应该这样。

我义无反顾，向文化走去。

这次出发，与我报考大学时对&ldo;文化&rdo;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

个人的名誉确实已不重要。

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的时候，个人的名誉算什么?

于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领域的一个决绝举动，近似破釜沉舟。

我让自己在屡屡传言中形象模糊，以便让仕途成为陌路。

这就是说，我让自己的文化行为，失去文化以外的退路。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与所在学院的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一起到湖南长沙招生。

中南地区几个省的考生都要赶到长沙应试，我们从接受报名到设考场监考、口试，忙了好一阵。

那次招到了一批很优秀的学生，但说来悲凉，居然已去世好几位。

学生之一的黄见好，后来以&ldo;伊妮&rdo;的笔名成了一位知名作家，但几年前突然给她相亲相爱的丈夫留下了一封不明不白的告别信后，不知去向。

她家人和诸多社会机构找了好几年

，都不见踪影。

连所有的寺院都找遍了，估计已不在人世。

但为何离开，至今无人能说得清，据说与得了一种病症有关，但那并不是绝症。

她丈夫至今还没有停止寻找，一路带着她的那些著作，著作扉页上印着，作者&ldo;受业于余秋雨教授&rdo;。

与她同班的另一位学生黎奕强毕业后表现卓著，已出任广州市粤剧院院长、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

谁知有一年除夕驾车带儿子回广西梧州的老家过年，夜色中坠入一处断桥河谷，父子两人都未能生还。

我至今还记得口试他们时的一问一答，还记得毕业送别他们时的依依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