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善良的胡锡涛先生当时也毫无办法，因此在&ldo;文革&rdo;十年间，我的父亲和我的家庭始终未能获救。

让我感动的是，徐企平老师从来没有把这一切告诉我。

二十年后我担任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多年，徐老师的生活过得并不顺心，却也从未向学院提过什么要求。

见到我只是亲切一笑，好像我们从来未曾在艰难岁月相遇。

感谢胡锡涛先生用回忆录让我得知，在我陷于灾难深渊底层的时候，曾有一双无力的手，一次次向我抛投过援救的缆绳。

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援救，是被援救者所不知道的。

这正像，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伤害，是被伤害者所不知道的。

世事繁杂，时间匆匆，重者隐之，轻者显之，真言如风，伪言如磐，真正知道的究竟能有多少?

读到胡锡涛先生的回忆录后我立即通过学院的现任领导葛朗先生，快速寻找早已退休的徐企平老师。

我为徐企平老师准备了一桌饭菜，人少菜多，他很感惊讶。

我举起酒杯说：&ldo;徐老师，这是归还三十多年前的饭票，我实在欠得太多了。

&rdo;

年逾古稀的徐企平老师哈哈大笑，说：&ldo;饭票?忘了!&rdo;

是的，那些饭票，他当时借给我不久，就可能已经忘记了。

对我来说，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饥饿，二十岁的饥饿。

前几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听了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黄腾达。

我本想找来所有借给我饭票的一大堆证人，与他面对面地召开一个有趣的记者招待会，但等见了他一面，我就取消了计划。

回来后很多朋友责问我为什么如此宽容他，我说，见到他就心软了‐‐不饥饿的二十岁，油亮亮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二十岁，让我心软。

更何况，他也姓余。

临近下乡，我就不去文汇报社了。

自己家里本多伤心事，又与同班同学一起张罗了一个追悼会，追悼那位得尿毒症而死、让胡锡涛先生流泪的周启平同学。

周启平同学原先在宿舍里与我脚对脚睡。

他是一个孤儿，由一位不识字的养母养大，生活艰难，却爱书如命。

他节衣缩食地抠出每一分钱来买书，只要听到哪个书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书，不管多远，他都会在课余时间赶去买来。

平日逛街，也只为买书。

每买来一本，

至少成为全班男同学的盛事，争相翻阅，有时女同学也会到男生宿舍里来看看他的书架。

那年月好书出得不多，他又受制于经费，一共也就买得半箱子的书罢了。

&ldo;文革&rdo;开始，书店萧条，他也就无书可买，无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

病中一度神志昏迷，怒骂世间恶人，清醒时只想书籍和同学，还曾多次托人带信要我去看他。

到他临终，他的养母已悲痛欲绝，全由我们同学操办后事。

这个追悼会开得震天撼地，几乎每个同学都把嗓子哭哑了。

原因是，&ldo;文革&rdo;一来，很多同学像周启平同学一样突然成了孤儿，父亲找不到了，母亲也找不到了，现在又要离开书本、学校，投身荒野。

哭周启平就是哭自己，哭大家。

那天上海龙华殡仪馆里的情景，我们班的同学直到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还两眼发怔。

我为这个追悼会写了一副挽联，高挂在灵堂中间：

父亲何去?娘亲何去?孤身一人走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