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

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ldo;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rdo;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当然不会去找旅行社，那种扬旗排队的旅游队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

最好是单身孤旅，但眼下在我们这儿还难于实行：李白的轻舟、陆游的毛驴都雇不到了，我无法穿越那种似现代又非现代、由拥塞懈怠所联结成的层峦叠嶂。

最方便的当然是参加各地永远在轮流召开着的种种&ldo;研讨会&rdo;，因为这种会议的基本性质是在为少数人提供扬名机会的同时为多数人提供公费旅游，可惜这种旅游又都因嘈杂而无聊。

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讲课的邀请不少，原先总以为讲课只是重复早已完成的思维，能少则少，外出讲课又太耗费时日，一概婉拒了，这时便想，何不利用讲课来游历呢?有了接待单位，许多恼人的麻烦事也就由别人帮着解决了，又不存在研讨会旅游的烦嚣。

于是理出那些邀请书，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

我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

就这样，我一路讲去，行行止止，走的地方实在不少。

旅途中的经历感受，无法细说，总之到了甘肃的一个旅舍里，我已觉得非写一点文章不可了。

原因是，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ldo;人文山水&rdo;。

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

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

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

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

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

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

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其实这是不奇怪的。

对历史的多情总会转换成对历史的无奈。

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历史能告诉我们种种不可能，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一点。

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气是以尚未悟得历史定位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气也就消了大半。

待到随着年岁渐趋稳定的人伦定位、语言定位、职业定位以及其他许多定位把人重重叠叠地包围住，最后只得像《金色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不再企望迁徙，听任蔓草堙路，这便是老。

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

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以及眼下这本书。

记得专栏结束时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读者道歉，麻烦他们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当然事情也有较为乐观的一面。

真正走得远、看得多了，也会产生一些超拔的想头，就像我们在高处看蚂蚁搬家总能发现它们在择路上的诸多可议论处。

世间的种种定位毕竟都还有一些可选择的余地，也许，正是对这种可选择性的容忍幅度，最终决定着一个人的心理年龄，或者说大一点，决定着一种文化、一种历史的生命潜能和更新可能。

历史告诉我们种种定位，又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定位都不是先天的，都是前人选择的结果。

就连故乡，也只是祖先流浪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