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文教员方面，全校共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共有十二个班，每一位国文教员教三个班，共有国文教员四名。

除我以外应该还有三名。

但是，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却只有两名。

一位是冉性伯先生，是山东人，是一位资深的国文教员。

另一位是童经立先生，是江西人，什么时候到高中来的，我完全不知道。

他们两位都不是作家，都是地地道道大学国文系的毕业生，教国文是内行里手。

这同四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英文教员我只能记起两位，都不是山东人。

一位是张友松，一位是顾绶昌。

前者后来到北京来，好像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审。

后者则在广东中山大学做了教授。

有一年，我到广州中大时，到他家去拜望过他，相见极欢，留下吃了一顿非常丰富的晚餐。

从这两位先生身上可以看到，当时济南高中的英文教员的水平是相当高的。

至于其他课程的教员，我回忆不起来多少。

和我同时进校的梁竹航先生是历史教员，他大概是宋校长的嫡系，关系异常密切。

一位姓周的，名字忘记了，是物理教员，我们之间的关系颇好。

1934年秋天，我曾同周和另外一位教员共同游览泰山，一口气登上了南天门，在一个鸡毛小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凌晨登上玉皇顶，可惜没能看到日出。

我离开高中以后，不知道周的情况如何，从此杳如黄鹤了。

最让我觉得有趣的是，我八九岁入济南一师附小，当时的校长是一师校长王祝晨（士栋，绰号王大牛）先生兼任，我一个乳臭未干的顽童与校长之间宛如天地悬隔，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曾几何时，我们今天竟成了同事。

他是山东教育界的元老之一，热情地支持&ldo;五四&rdo;运动，脾气倔犟耿直，不讲假话，后来在五七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

他对我怎么看，我不知道。

我对他则是执弟子礼甚恭，我尊敬他的为人，至于他的学问怎么样，我就不敢妄加评论了。

同我往来最密切的是张叙青先生，他是训育主任，主管学生的思想工作，讲党义一课。

他大概是何思源（山东教育厅长）、宋还吾的嫡系部队的成员。

我1946年在去国十一年之后回到北平的时候，何思源是北平市长，张叙青是秘书长。

在高中时，他虽然主管国民党的工作;但是脸上没有党气，为人极为洒脱随和，因此，同教员和学生关系都很好。

他常到我屋里来闲聊。

我们同另外几个教员经常出去下馆子。

济南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馆子，由于我是本地人，我们都去过。

那时高中教员工资相当高，我的工资是每月一百六十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

每人请客一次不过二三元，谁也不在乎。

我虽然同张叙青先生等志趣不同，背景不同;但是，做为朋友，我们是能谈得来的。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骑自行车到济南南面众山丛中去游玩，骑了四五十里路，一路爬高，极为吃力，经过八里窪、土屋，最终到了终军镇（在济南人口中读若仲宫）。

终军是汉代人，这是他降生的地方，可见此镇之古老。

镇上中学里的一位教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设盛宴表示欢迎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