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先生每天必到学校里来，好像并不担任什么课程，只是来办公。

我还是一个孩子，不了解办学的困难。

在军阀的统治之下，军用票满天飞，时局板荡，民不聊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持一所有几十名教员、有上千名学生的私立中学，谈何容易。

鞠先生身上的担子重到什么程度，我简直无法想象了。

然而，他仍然极端关心青年学生们的成长，特别是在道德素质方面，他更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想把学生培养成有文化有道德的人。

每周的星期一上午八时至九时，全校学生都必须集合在操场上。

他站在台阶上对全校学生讲话，内容无非是怎样做人，怎样爱国，怎样讲公德、守纪律，怎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怎样孝顺父母，怎样尊敬师长，怎样与同学和睦相处，总之，不外是一些在家庭中也常能听到的道德教条，没有什么新东西。

他简直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婆，而且每次讲话内容都差不多。

事实上，内容就只有这些，他根本不可能花样翻新。

当时还没有什么扩音器等洋玩意儿。

他的嗓子并不洪亮，站的地方也不高。

我不知道，全体学生是否都能够听到?听到后的感觉如何?我在正谊三年，听了三年。

有时候确也感到絮叨。

但是，自认是有收获的。

他讲的那一些普普通通做人的道理，都是金玉良言，我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在正谊待了三年以后，1926年，我十五岁，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鞠思敏先生应聘担任了这里的教员，教的是伦理学，课本用的是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

他衣着朴素如故，威仪俨然如故，讲课慢条斯理，但是句句真诚动听。

他这样一个人本身简直就是伦理的化身。

其效果当时是不可能立竿见影的，但是，我相信，它将影响我们的终身。

我在山大附中待了两年，1928年，日寇占领了济南，我当了一年亡国奴，九死一生，躲过了那一场灾难。

从1929年起，我在省立济南高中读了一年书，在清华读了四年，又回高中教了一年书，然后到德国去待了十年，于1947年才再回到济南。

沧海桑田，鞠老师早已不在人间。

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他在日寇占领期间，大义凛然，不畏日寇的威胁利诱，誓死不出任伪职，穷到每天只能用盐水泡煎饼果腹，终至贫困而死，为中华民族留正气，为后世子孙树楷模。

我听了这些话，不禁肃然起敬，较之朱自清先生，鞠老师似尤过之。

为了纪念这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人民政府把正谊中学前面的一条马路改称鞠思敏街，这实在是令人敬佩之举。

但是，不幸的是，正谊中学已经改了校名。

又听说，鞠思敏街也已换了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