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必有死，是大自然的规律。

我知道，这个规律是违抗不得的，我也从来没有想去违抗。

古代许多圣君贤相，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想方设法，去与这个规律对抗，妄想什么长生不老，结果却事与愿违，空留下一场笑话。

这一点很清楚。

但是，生离死别，我又不能无动于衷。

古人云：太上忘情。

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步，只有把自己钉在感情的十字架上了。

我自谓身体尚颇硬朗，并不服老。

然而，曾几何时，宛如黄粱一梦，自己已接近耄耋之年。

许多可敬可爱的师友相继离我而去。

此情此景，焉能忘情?现在从文先生也加入了去者的行列。

他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宁静，死而无憾矣。

对我来说，忧思却着实难以排遣。

像他这样一个有特殊风格的人，现在很难找到了。

我只觉得大地茫茫，顿生凄凉之感。

我没有别的本领，只能把自己的忧思从心头移到纸上，如此而已。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写于香港

中文大学会友楼

忆念胡也频先生

胡也频，这个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知道其名者很多很多，但在脑海中尚能保留其生动形象者，恐怕就很少很少了。

我有幸是其中的一个。

我初次见到胡先生是六十年前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的讲台上。

我当时只有十八岁，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

他个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

此时日军刚刚退出了占领一年的济南。

国民党的军队开了进来，教育有了改革。

旧日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改为省立高中。

校址由绿柳红荷交相辉映的北园搬到车水马龙的杆石桥来，环境大大地改变了，校内颇有一些新气象。

专就国文这一门课程而谈，在一年前读的还是《诗经》、《书经》和《古文观止》一类的书籍，现在完全改为读白话文学作品。

作文也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教员则由前清的翰林、进士改为新文学家。

对于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大孩子来说，顿有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大家都兴高采烈了。

高中的新校址是清代的一个什么大衙门，崇楼峻阁，雕梁画栋，颇有一点威武富贵的气象。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里面有一个大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