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过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丁玲的《母亲》出版以后，我读了觉得有一些意见要说，于是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

刊出以后，我听说，沈先生有一些意见。

我于是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他，同时请郑先生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把我那一篇书评抽掉。

也许就是由于这一个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缘，我们就认识了。

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

社会地位，虽不能说如云泥之隔，毕竟差一大截子。

可是他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摆，这使我非常感动。

他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请。

当时出席的名流如云。

证婚人好像是胡适之先生。

从那以后，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并没有多少接触。

我到欧洲去住了将近十一年。

他在抗日烽火中在昆明住了很久，在西南联大任国文系教授。

彼此音问断绝。

他的作品我也读不到了。

但是，有时候，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在饥肠辘辘、机声嗡嗡中，竟会想到他。

我还是非常怀念这一位可爱、可敬、淳朴、奇特的作家。

一直到1946年夏天，我回到祖国。

这一年的深秋，我终于又回到了别离了十几年的北平。

从文先生也于此时从云南复员来到北大，我们同在一个学校任职。

当时我住在翠花胡同，他住在中老胡同，都离学校不远，因此我们也相距很近。

见面的次数就多了起来。

他曾请我吃过一顿相当别致、毕生难忘的饭，云南有名的汽锅鸡。

锅是他从昆明带回来的，外表看上去像宜兴紫砂，上面雕刻着花卉书法，古色古香，虽系厨房用品，然却古朴高雅，简直可以成为案头清供，与商鼎周彝斗艳争辉。

就在这一次吃饭时，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什么东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开开。

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

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

然而，它却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

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