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是激烈动荡的几十年。

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在济南高中教了一年国文，就到欧洲去了，一住就是十一年。

中国胜利了，我才回来，在南京住了一个暑假。

夜里睡在国立编译馆长之的办公桌上;白天没有地方待，就到处云游，什么台城、玄武湖、莫愁湖等等，我游了一个遍。

老舍先生好像同国立编译馆有什么联系，我常从长之口中听到他的名字。

但是没有见过面。

到了秋天，我也就离开了南京，乘海船绕道秦皇岛，来到北平。

以后又是更为激烈震荡的三年。

用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被彻底消灭。

蒋介石一小撮到台湾去了。

中国人民苦斗了一百多年，终于迎来解放的春天。

我们这一群知识分子都亲身感受到，我们确实已经站起来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当时所谓故都又会见了老舍先生，距第一次见面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们重逢时的情景。

但是我却清晰地记得起50年代初期召开的一次汉语规范化会议时的情景。

当时语言学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曲艺界的名人，都被邀请参加，其中有侯宝林、马增芬姊妹等等。

老舍先生、叶圣陶先生、罗常培先生、吕叔湘先生、黎锦熙先生等等都参加了。

这是解放后语言学界的第一次盛会。

当时还没有达到会议成灾的程度，因此大家的兴致都很高，会上的气氛也十分亲切融洽。

有一天中午，老舍先生忽然建议，要请大家吃一顿地道的北京饭。

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他讲的地道的北京饭一定会是非常地道的，都欣然答应。

老舍先生对北京人民生活之熟悉，是众所周知的。

有人戏称他为&ldo;北京土地&rdo;。

他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

他能一个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车夫、旧警察等旧社会的&ldo;下等人&rdo;，开怀畅饮，亲密无间，宛如亲朋旧友，谁也感觉不到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学士。

能做到这一步的，并世作家中没有第二人。

这样一位老北京想请大家吃北京饭，大家的兴致哪能不高涨起来呢?商议的结果是到西四砂锅居去吃白煮肉，当然是老舍先生做东。

他同饭馆的经理一直到小伙计都是好朋友，因此饭菜极佳，服务周到。

大家尽兴地饱餐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