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到了1948年冬天，解放军把北京团团围住。

北大一些教授，其中也有冯先生，在沙滩孑民堂里庆祝校庆，城外炮声隆隆，大家不无幽默地说，这是助庆的鞭炮。

可见大家并没有身处危城中的恐慌感，反而有所期望，有所寄托。

校长胡适乘飞机仓皇逃走，只有几个教授与他同命运，共进退。

其余的都留下了，等待解放军进城。

冯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过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说，对中国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解放是一场严峻考验，是大节亏与不亏的考验。

在这一点上说，冯至先生是大节不亏的。

但是，我想做一点补充或者修正。

由于政治信念不同，当时离开大陆的也不见得都是大节有亏的。

在这里，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爱不爱国。

只要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待在哪里，都无亏大节。

爱国无分先后，革命不计迟早。

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总之，在这考验的关头，冯至先生留下来了，我也留下来了，许许多多的教授都留下来了。

我们共同度过一段欢喜、激动、兴奋、甜美的日子。

跟着来的是长达四十年的漫长的开会时期。

记得50年代在一次会上，周扬同志笑着对我们说：&ldo;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

&rdo;冯至先生也套李后主的词说：&ldo;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rdo;他们二位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他们的苦笑中也可以体会出一点苦味，难道不是这样吗?

幸乎?不幸乎?他们两位的话并没有错，在我同冯至先生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中，我对他的回忆，几乎都同开会连在一起。

常言道：&ldo;时势造英雄。

&rdo;解放这一个时势，不久就把冯至先生和我都造成了&ldo;英雄&rdo;。

不知怎样一来，我们俩都成了&ldo;社会活动家&rdo;，甚至&ldo;国际活动家&rdo;，都成了奔走于国内外的开会的&ldo;英雄&rdo;。

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别人打交道。

我看，冯先生同我也是&ldo;伯仲之间见伊吕&rdo;，他根本不是一个交际家。

如果他真正乐此不疲的话，他就不会套用李后主的词来说&ldo;怪话&rdo;。

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

开会之所以多，就是因为解放后集会结社，名目繁多。

什么这学会，那协会;这理事会，那委员会;这人民代表大会，那政治协商会议，种种称号，不一而足。

冯先生和我既然都是&ldo;社会活动家&rdo;，那就必须&ldo;活动&rdo;。

又因为我们两个的行当有点接近，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又有点相似，因此就经常&ldo;活动&rdo;到一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