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自己的一生。

自己究竟应该怎样来评价自己的一生呢?我虽遭逢过大大小小的灾难，像十年浩劫那样中国人民空前的愚蠢到野蛮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灾难，我也不幸‐‐也可以说是有&ldo;幸&rdo;‐‐身逢其盛，几乎把一条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自己赶上了许多意外的机遇。

我只举一个小例子。

自从盘古开天地，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股神风，吹出了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族类。

知识分子有很多特点。

在经济和物质方面是一个&ldo;穷&rdo;字，自古已然，于今为烈。

在精神方面，是考试多如牛毛。

在这里也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

例子俯拾即是，不必多论。

我自己考了一辈子，自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留学，月有月考，季有季考，还有什么全国统考，考得一塌糊涂。

可是我自己在上百场国内外的考试中，从来没有名落孙山。

你能说这不是机遇好吗?

但是，俗话说：&ldo;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rdo;如果没有人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

在这方面，我也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

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

要我举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另一个是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

在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

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

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

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

至于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至今恐怕永远也是一个谜，我们不去谈它了。

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

但是，我对他们四位，以及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师友怎样&ldo;报&rdo;呢?专就寅恪师而论，我只有努力学习他的著作，努力宣扬他的学术成就，努力帮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

我深深地感激广州中山大学的校领导和历史系的领导，他们再三举办寅恪先生学术研讨会，包括国外学者在内，群贤毕至。

中大还特别创办了陈寅恪纪念馆。

所有这一切，我这个寅恪师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

国内外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学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将日益发扬光大，这是毫无问题的。

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