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ldo;独为神州惜大儒&rdo;了，而这个&ldo;大儒&rdo;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

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

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

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

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

陈先生只收2000美元。

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

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

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在这三年内，我同寅恪师往来颇频繁。

我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他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

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

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

这个刊物在当时是最具权威性的刊物，简直有点&ldo;一登龙门，声价十倍&rdo;的威风。

我自然感到受宠若惊。

差幸我的结论并没有瞎说八道，几十年以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谈&ldo;浮屠&rdo;与&ldo;佛&rdo;》，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颇得到学界同行们的赞许。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

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

寅恪先生绝不是一个&ldo;闭门只读圣贤书&rdo;的书呆子。

他继承了中国&ldo;士&rdo;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

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

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贬低的话。

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

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

鲁迅先生从来不攻击年轻人，差堪媲美。

时光如电，人世沧桑，转眼就到了1948年年底。

解放军把北京城团团包围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