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适之先生，他离开北大后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总起来说，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无法清楚的。

到了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

这是一场缺席批判。

适之远在重洋之外，坐山观虎斗。

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他乐得怡然观战。

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ldo;箭垛&rdo;，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动。

我幻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

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ldo;竹篮子打水一场空&rdo;，乱哄哄一场闹剧。

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

中国古称&ldo;仁者寿&rdo;，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ldo;仁者不寿&rdo;。

当时在大陆上&ldo;左&rdo;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

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

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ldo;先生&rdo;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

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最近几年来，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

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

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出版界也奋起直追，出版了几部《胡适文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

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

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

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铁证如山，我只能&ldo;仰&rdo;（不是&ldo;俯&rdo;）允了。

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

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意思也不过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