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机场的电视被锁定在央视新闻频道，也真的很快，屏幕上开始播放：四川发生了大地震!情况还不明，但通信已中断……

从这一时刻起，眼睛就很难再从屏幕上移开，陆续地，在屏幕上，前方传来片段的消息：地震局的发布会，总理要去四川……

一切的信息组合在一起，我明白：奥运前的中国，真的来了大事情，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场悲剧，人类的悲剧。

一边看着新闻频道的直播，我同时又在隔一会儿搜一下四川台，地震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四川台一直在正常播出，与地震有关的新闻虽有，可还不多，晚上还有电视剧，这样的画面甚至让我心生希望：众人的担心不过只是担心，实际的情况没那么严重?而与此同时，我也在给我的同事发信息、打电话，其中一个意思是：灾情的详细信息我们还不掌握，随时会有变化，要关注已经确定的事实，提醒演播室的主播们，不要轻易下结论，尤其在伤亡人数上，这一定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数据。

第二天一早，原定的与当地青年的交流活动一开始，我提议现场的青少年，集体起立为四川地震中的遇难者默哀一分钟。

我不知道，这一分钟的默哀是不是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一个，但我清醒地记得，当时我对在场的青少年表达了我的担心和希望：但愿伤亡不要超过千人!

其实当时，我自己，都已经不敢相信自己的期望了。

交流完毕，其他全部的后续活动取消，我已经归心似箭，当天就回到了北京，开始了当时还没有想到的长达一个多月的地震报道。

直播开始后，我一直在想的是：抗震救灾，媒体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13日深夜，我进入了直播演播室，面对的还是不全面的信息，救人是最主要的使命。

这时候，记者大部分到达四川，然而一些重灾区，别说记者，连部队都无法到达。

因此，任何来自前方的信息，都是宝贵的，也都是电视机前观众急切想知道的。

那个时刻，作为直播的主持人，我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电视机前的观众有多少，即使深夜，关注都不会减少。

14日凌晨，当我结束了一个段落的直播，打开手机之后，一个快速显示的数字证明了观众的痛苦关切，我的手机上，接到几百个短信，这些短信虽然内容各异，然而扑面而来的悲伤与焦急却轻易地就能让人感受得到。

而第二天，也就是15日凌晨结束直播之后，短信的量达到了高峰。

这种情况，在我十多年的直播经历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知道，手机的另一边，是一个又一个关注者，他们发送的已不是短信，而是焦虑及想到现场救援却不能的无奈与痛苦。

在14日晚上的直播开始前，我认真地思考了很久，这个时候，媒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我的答案是：在悲伤与加油的情感表达中，必须去推动和帮助整个救灾更有效率地向更正确的方向行进。

悲伤中，如果也能给理性一点空间，我们的损失或许会更少。

14日晚上，直播的前半段，演播室嘉宾是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在与他的访谈中，我也表达了三个意思。

第一，这次救灾不会是短期的攻坚，恐怕将是长期的挑战，要做好准备;第二，绝不是靠政府就能完成，要让民间组织和ngo有发挥能力的空间;第三，要注重因地震而出现的残疾人以及老年人和孤儿的救助，同时心理救助一定要尽早上马。

这几个想法迅速得到在场的王司长的同意和支持，他在要离开演播室时，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们的很多信息甚至是从你们的直播中来的，它对我们的决策和判断非常重要，谢谢你们……

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这一次，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藏、躲、瞒，而是快速透明地让媒体参与其中，并且不止是中国媒体，还包括世界各地的媒体，这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