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惯出来的毛病，又或者在特殊环境下形成的特殊文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拥有着和几任领导争吵的记录，而领导们也习惯了这种争吵，大家都有一个不错的开关。

做事时开着，下班或平常相处时，关上。

在这样一种相对平和民主的气氛中，&ldo;平等&rdo;，这一被写进新闻评论部部训的关键词，才在工作之中，被真正地捍卫。

而当它成为一种追求和生存的环境时，没人会担心或畏惧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而且，也真不会。

反而是沉默无声，没什么真知灼见，才有可能慢慢出局。

从我进电视台起，这十几年，从来没进过两任台长的办公室，从杨伟光到赵化勇。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找的，认真地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

同理，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连新闻中心主任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次数也屈指可数，而且无一例外，都是主任找我。

我感谢这些领导，也坚信着自己的想法，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好的立身之本，能有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于做事来说，太难得。

然而我也清楚，不知从何时起，在局部的空间里，争吵消失了，空气中充满着和谐，但总让人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大家都开始做人了!可是，该怎么做事呢?

或许，就像现在的人们怀念天曾是蓝的，水曾是清的，奶粉曾是靠谱的，人与人曾是互相帮助的一样，难道将来我们也要怀念：办公室是可以吵架的，时常脸红脖子粗是可以制造更牢靠的友情的，事情做好做不好是有人认真的，没有什么是与自己无关的，真理是常被人捍卫的，而和谐不是没有争论的，说真话是被人尊敬并欢迎的?

这近乎天真的语言，诉说着一种无言的悲哀。

当年轻人不再拥有争论或争吵的环境时，也就会失去或推迟按他们想法改变世界的机会;而不年轻的人们，失去来自不同意见的冲击，也往往会使自己更早走上错误不断的路程。

这中间，没人是赢家，太和谐是最大的不和谐。

我们都愿意在梦想中写入民主、自由、平等这样的大词，然而，有时，它必须先从办公室里慢慢做起。

很多年前，歌词里的两句话，一直是我们思考的大问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大家都唯恐答案是后者。

今日，莫非这担心已不再是担心，就像这首歌已不再有人唱起一样?

杯满则溢，先倒了

电视主持人是一个必须以出头露面为工作方式的职业，出名是这个职业的副产品，甚至是一个衡量你工作是否成功的标准。

想想看，如果一名电视主持人，出头露面十多年，人们依然记不住他的名字，估计真是个大问题。

但是，这&ldo;名&rdo;经常被异化、扭曲。

电视就像一个放大器，很容易一瞬间让你被家喻户晓，就像我一次又一次说过的那样：&ldo;中央电视台这地方，拉条狗进演播室，连播一个月，中国名狗!&rdo;但是你自己一定得明白：&ldo;背靠大树，就真以为自己成了大树，这很搞笑!&rdo;

事实还真就如此，电视主持人这个很难不出名的行当，经常让业中人士，把名气当成自己优秀的标志。

其实，名气与优秀，还真不是一回事，有时甚至差得很远。

这里面的泡沫成分一点儿不比房地产少，但是，无论主持人自己，还是众人，清醒者不多。

我时常恐惧于这种泡沫的放大，恐惧中，常有一种不安。

2000年底，我突然感觉有些干不下去了，有一些光环虚幻得可怕。

那一年，我主持了悉尼奥运会，然后坐专机回国;被领导接见时，朱镕基总理竟然一进屋先与我来握手，然后才是奥运冠军们;还有不停地得奖，比如&ldo;全国十大杰出青年&rdo;，&ldo;年度主持人&rdo;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