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景怎么界定牵涉到三个层面。

首先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

任何一个文化政策的制定，首先要做一项&ldo;看不见的工程&rdo;，就是做基础调查：文学、视觉艺术、影音艺术、表演艺术等等不同的领域里，有多少创作人口、多少欣赏人口;软件与硬件，供与求的关系如何。

在文化产业方面，出版、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画廊、计算机游戏、观光旅游等等，产值的曲线如何，发展的趋势如何。

市民的文化消费行为是什么：多少人一个月看几场戏、买几本书、听几次音乐会;什么形态的音乐会有多少人在欣赏?多少人渴望看《歌剧魅影》音乐剧，多少人期待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多少文化设施照顾到儿童的需要，多少又服务了社区中的高龄人口?

这些基础调查做过之后，社会的文化体质才会像x光下的骨胳一样清楚呈现：资源得到太多的是些什么，长久受到漠视的是些什么，最有潜力发展的又是些什么。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用缺乏数字管理的能力来解释中国在明朝以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数字管理在文化的领域里和任何其他领域里一样关键。

没有科学的基础调查，所谓愿景的制定犹如瞎子摸象，可能离社会的真实需要非常遥远。

我在大陆的很多城市看到巨大宏伟的博物馆──那是人民的文化愿景吗?博物馆巨大而空旷，里头的文物少得可怜，里头的访客更少得凄凉。

博物馆之巨大宏伟，与城市人口不成比例，与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准和消费能力，更不成比例。

谁，用了人民的钱，去建了那样伟大而荒唐的文化设施?在决定兴建之前，他做过多少科学的调查、数据的整理?

第二个层面是，专家的意见必须渗透界定愿景、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

城市的规划，历史建筑的保存，文化产业的发展，艺术教育的落实，创作者的培育与奖励，表演团体的扶植，艺文补助机制的建立等等，没有一件不是高度复杂的专业学问。

文化决策者必须让学者专家的知识进入到行政体系内部来，作为决策的基础。

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人口只有100万，却有八个专业级的儿童剧场，代表该城对儿童美育极为重视。

英国伦敦花很大笔的预算重点补助25岁以下的创作者，美国纽约强力补助青少年买票看戏听音乐，韩国汉城则选择补助电子游戏的研究发展。

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在设法维持自己人民的创意水准，因为人民的创意水准就是国力的依据。

而如何看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如何发挥优势，专家的知识研判不可或缺。

在台北市文化局的三年半中，我大概亲自主持过上千次的咨询会议，还不算下属各层级官员各自召开的顾问会议。

因此当一项政策推出时，它其实幕后经过几十次的专家咨商，有些重大法案，还经过上百次的聆听。

因此每一项决策其实都已经融入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意见，推出时就已经是一个共识的产物。

愿景，就通过这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沟通而产生。